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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006 我一个人的轮回「ビーチボーイズ」
○桜井広海がルノーで、鈴木海都の乗る気動車と競争した場所
長野県南佐久郡南牧村野辺山：JR小海線鉄道最高地点 ※線路脇にある腕木が下を向いた白い勾配標の位置が標高1375mの鉄道最高地点
    ○民宿ダイヤモンドヘッドのあった潮音海岸
千葉県館山市布良（めら）：布良海岸
※民宿ダイヤモンドヘッドは、砂浜に建てられたオープンセット
  ○和泉真琴の通学路の切通し
千葉県館山市布良：布良海岸への道
  ○民宿ダイヤモンドヘッドの最寄駅
千葉県館山市稲：JR内房線九重駅
  ○和泉真琴の通学路となっていた海の見える踏切
千葉県安房郡鋸南町吉浜：妙本寺踏切
   ○和泉真琴が通っていた美崎市立第3高校
千葉県館山市佐野：館山市立房南中学校   ○桜井広海と鈴木海都が、ガス欠になったルノーを押していた場所
千葉県館山市藤原：フラワーラインの南房パラダイス付近
☆民宿ダイヤモンドヘッドの看板が設置されていた店
千葉県安房郡千倉町瀬戸：お土産店「なぎさ」
  「GTO」
○鬼塚英吉や冬月あずさが勤める武蔵野聖林学苑
東京都日野市神明一丁目：実践女子短期大学  ○鬼塚英吉が待ち合わせに使ったLOVEオブジェクト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六丁目：LOVEオブジェクト
  沙滩小子 麻辣教师 我的轮回
3/30/2006 ウィルス --浅野 忠信“有人叫他‘日本的布拉德彼特和約翰尼德普’，或者是日本電影的‘救世主’……這都是些好聽的廢話。 最恰當的是把他比喻為一種病毒。他總是帶我們切身地體味癲狂、痛苦、變態等一切不太主流不太正常的情感，而這是我們在初次遭遇那雙溫柔如綿羊的眼睛時所無法想像的。”
卷毛：世上根本沒有神存在。 當你給別人痛楚時，絕對不 牧師：你怎麽知道？ 要留情......好吧，就想像著 卷毛：這種事傻子都知道。你有沒有向神禱告過？ 你要殺掉我那樣來揍我...... 牧師：有啊！ 行了，你根本不夠勁。 卷毛：我每天都祈禱，但是祈求的事情一點都沒有實現。 -----『殺手阿一』 牧師：你禱告什麽？ 卷毛：世界末日。 -----『夢旅人』 浅野 忠信公式サイト
因為書書才對這種病毒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作為一個“電影人”來講,書書的確厲害！~ “沒有經過正規表演訓練的淺野忠信，選擇影片的標準是：劇本次要，導演關鍵。而一個導演是否優秀，則要看他電影之外的技能和興趣----殺妻總動員的編劇多田琢是日本廣告界的精英，先前他曾經與淺野忠信合作過富士複印機的廣告；導演大島渚則因為其扎實的油畫功底令淺野忠信怦然心動；北野武則用優秀的視覺掌控力和詩般的敍事節奏令淺野忠信折服。就像他接拍光明的未來，完全因為在拿到劇本後，那只閃閃發亮的劇毒生物----鮮紅的水母，瞬間就在他的腦海中成形、紮根、使他産生接近的欲望，那些非電影因素始終活躍在淺野忠信的思維中，驅動著他的演藝生涯。其實，除了定時參加樂隊演出，他還擅長書法、油畫、素描和為各種雜誌創傷插畫，同時，還是日本著名的服裝設計師信國太志和高橋盾的指定模特，總之，‘電影不是我最喜歡的藝術形式’。 正是這種心態，使淺野忠信超脫於電影之外，他不在乎薪酬、獎項甚至是否被解雇，經常站在旁觀者的角度看待自己正參與拍攝的影片，從導演技巧到演員表演，時常出乎意料地做出一些認為更好的改動，這種率性的舉動也讓很多人為難，光明的未來導演黑澤清甚至將其形容為‘一種恐慌’。 始終跟隨自身的藝術直覺，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淺野忠信，是朋友眼中的典型居家男人，為了減輕妻子的負擔而主動執導她新歌的MTV拍攝，一有空就領兩個小兒子去動物園，享受家庭的溫暖。儘管憑借其出色的演技，拿了國內外無數的電影獎項，包括因影片宇宙只有我和你而獲得第60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但是，正如他不認為與導演大島渚合作禦法度是想借此提升演技，‘我沒有這麽功利的動機’，同樣的，出演北野武的座頭市也並非為了揚名，成為所謂的實力偶像、電影明星對淺野忠信而言，完全是個意外。” 羡慕淺野忠信，他擁有CHARA，而CHARA的歌聲是可以融化心靈的。 3/29/2006 QuickTimeVR-我眼中的精彩
很早以前就進入過的一個網站，那時給這個網站的注釋是“強い”，然而它的精彩今天才領悟到。不，應該說是QuickTimeVR技術的精彩，我終於完全體驗到了。強！強！強！ 何為QuickTimeVR技術？這得先來談談Panorama技術。以下是網上查到的相關知識： Panorama技术即基于图像处理的全景摄影技术。全景摄影是把相机环360度拍摄的一组照片拼接成一个全景图像，用一个专用的播放软件在互联网上显示，并使您能用鼠标控制环视的方向，可左可右可近可远。使您感到就在环境当中，您好像在一个窗口中浏览外面的世界。可以拍摄360度高质量的全景照片的全景摄影机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它却没有展示场地，在计算机互联网发展之后才有了全新的含义和广泛的应用。目前，能提供全景照片的网站很多，虚拟旅游，虚拟公园几乎成了全景摄影的代名词。其实，全景摄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3D图形技术，它发展较快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下述几个优点：（1）实地拍摄，有照片级的图像真实感（2）它有一定的交互性，您能用鼠标控制环视的方向，可看左看右看近看远看上看下。（3）它不需要单独下载插件，一个小小的JAVA程序，自动下载后就可以在网上观看全景照片。总共下载的文件100－150K即可。几年来全景摄影从简单的柱形全景，发展到球形全景，对象全景。球形全景视角是水平360度，垂直180度，即全视角，可以说已经是虚拟环境。现在的发展是动态全景视频，可以在网上看到有音响效果的全景足球比赛。目前使用的三维Panorama技术主要包括QuickTimeVR(APPLE公司)、LivepicturePlug－in（MGI）和IPIXPlug－in（IPIX）和不需要Plug－in的HotMedia（IBM）等。其中QuickTimeVR技术最为流行，APPLE公司的QuickTime在QuickTime3.0之后就开始支持QuickTimeVR技术。这是一种实景建模的虚拟现实技术，和传统的虚拟现实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实现平台只需PC机，而不需要图形工作站或者数据手套等高额昂贵的硬件设备支持。QuickTimeVR技术使参与者可以自己控制媒体播放顺序，可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环节而略过其他部分，又很强的交互性。QuickTimeVR不需要特殊的硬件和附属设备，在普通的PC机或Macintosh机上即可实现。QTVR可以应用照片、录像或数字图像来创建虚拟环境，不同于静止的CAD或GIS制作，使它较之传统的虚拟现实技术有着更高的真实感、更丰富的图像和更鲜明的细节特征。QuickTimeVR技术拥有比多媒体技术更强的真实感。全景摄影技术是较为实用的技术，但其交互性有限。 QuickTimeVR 只看介紹不能體會QuickTimeVR的精彩，以下是我了解QuickTimeVR時收穫的幾個精彩的站點： At panoramas.dk you can see interactive 360 degree panoramas also called VR Photography by some of the best VR Photographers in the world. They are presented in Fullscreen and you need Quicktime New panoramas are presented weekly. Scroll down for the last features. The Archive contains more than 160 panoramas from all the world. パノラマ写真で日本百名山や南アルプス・富士山・奥秩父など山頂からの360度の展望が楽しめます。喜歡登山遠眺的朋友不要錯過~ ＞http://www.plasma.ne.jp/web/qtvr_00.html 日本PLASMA ＞http://www.image9.com/ 虛擬實境VR專業製作 ＞http://www.apple.com/quicktime/win.html 官方相關站點 ＞＞＞先睹為快——台北大型網聚(直接點圖可以看QuickTime VR 有聲音而且也是VR的聲音哦) ——東京塔(我就是看了這張才愛上QuickTimeVR的) 接下來說說QTVR的製作方法： 日語版 QuickTimeVR ムービー制作方法 要我用一句話來談我對QTVR的感受的話，那就是如果說GoogleEarth可以讓人看遍全地球的話，那麽QuickTimeVR才真正可以讓我們看盡世界每一個角落！ 3/26/2006 V-Soft Communication
Transmitter at Tokyo, Japan (Probe, using Gradient Shading)
看到SEYA空間上這張圖片，開始以為是Google Earth 的某个奇怪的功能，一查才發現又是一個天才團隊的作品！有什麽用看看他們可以提供的服務就知道：（翻譯水平有限，感興趣者自行解決）
Contour maps
1.) FCC standard FCC predicted signal contour levels AM, FM, TV, DTV, LPTV, LPFM and communication stations. 2.) Longley-Rice coverage maps using numerous more sophisticated routines for best "real world" predictions." (Other propagation prediction methods are available including Okamura/Cost Hatta and line-of-sight Shadow.) Maps can be provided with underling topography, road/streets and political boundaries (large file), land cover or population scatter-gram. Ethnic origin, household and population demographics analyses Interference maps1.) Standard FCC contour overlap or U/D interference area representations 2.) FM radio Longley-Rice or TIREM defined interference areas with population analysis. 3.) DTV incoming or outgoing interference analysis using FCC prescribed OET 69 methodology 4.) Client select interference analysis based on specific receiver specifications Frequency searches1.) FM spacings channel studies 2.) FM contour to contour non-commercial educational, translator and Section 73.215 shortspace studies. 3.) DTV, NTSC, LPTV, TV translator and Class A channel studies 4.) AM allocation frequency searches FCC applications and engineering1.) DTV upgrade projects and new station applications 2.) FM upgrade projects and new station applications 3.) Channel allocation petitions 4.) Station site moves FCC applications and engineering1.) First/second service analysis (307B) and mapping 2.) Calculation of population overlaps within FCC contours 3.)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market service. Site Evaluations1.) Examine signal coverage and penetration 2.) Coverage improvement projects 3.) FM and TV Field strength measurements Stations watch and alert service1.) Monthly mailed channel-studies of client's stations to alert against interference or competitive filings 2.) Alerts by telephone Auction support1.) Auction support with regard to coverage and market analysis 2.) Post auction FCC filings Station Audits1.) Equipment evaluations 2.) Studio upgrade audits ~~我琢磨著到時這對我的畢業論文說不定有點幫助~ 3/22/2006 关于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我的话关于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我的话
“连载”《歌舞伎町案内人》一是因为被“東京湾の魚”的文字所感动；二是觉得惭愧；三是想“平衡心理”，寻回被“物质和虚荣麻木了纯真的本质”；四是想让对日本感兴趣的朋友了解日本真实的一面；五是让自己认识日本的那一面。
鱼说“东京的日子，最大的感觉就是自己是一条漂在东京湾的鱼。”“东京的这一湾水，很绚丽迷人，也很糜烂潦倒，就像一个大染缸，有着多彩的颜色和太多的诱惑。像我这种鱼，东京湾里游着的数也数不清。”
也许在日本的很从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但我想很多人都会说“我喜欢东京的这一湾水，不管它是浑浊还是清澈。”
连载－－献给所以漂在东京湾中的鱼和我这只希望漂进东京湾的鱼。
关于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東京湾の魚”的话“東京湾の魚”的话
“歌舞伎町案内人”这本书，觉得还是该推荐给大家的。
初到日本的时候，由这本书改编的电影已经上映完毕了，在华人乃至日本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认识作者李小牧也是偶然，那个时候并没有好好去读这本书。 去深圳的时候，在机场的书店里转悠，突然看到了这书的中文版，没考虑就买了下来。每一个字去读着，仿佛在日本是日子都回到了眼前，读着它，感受不到审美的愉悦，更准确地说，我从中真切感受到的，是由作者披露的那些内幕故事所引发的强烈震撼和深深的悲哀。但我知道，这些都是那么的真实。 一位朋友和我说，虽然知道现实中有许多的黑暗，但却不愿意去面对，因为承受不了那种冲击带来的压抑式思考。 而鱼还是觉得，该把这本反映着旅日华人的生活状态的书推荐给大家。和张爱玲的“我们的留学生活”不同，这本书更真切，更加的血淋淋。 歌舞伎町，是日本东京最繁华的一个地方，坐落在广为人知的新宿，案内是日语，翻译过来就是向导、导游的意思。这是作者对自己的称呼，在凤凰卫视给作者拍的节目中，最后播出时候的题目是“歌舞伎町皮条客”，有人说，作者是一个不太光彩的传奇人物，但鱼却被他的生命力感动着。应该说，这部纪实文学作品透过主人公的个人际遇，真实地折射出了日本当代社会的一个场景，一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场景，一个能够让读者感到震撼和悲哀的场景。对于那些认为日本是发财天堂的人们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对当代日本社会还不够了解的人们来说，这个场景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鱼很早就想过写在东京的日子，却一直没有完成，从今天开始，鱼把"歌舞伎町案内人"整理给大家。 ＊注：或许没有人能阅读这么长的文章吧，但鱼还是不厌其烦地整理出来，鱼的目的很简单，哪怕能让多一个人了解，鱼也是没有白辛苦的．像子莎说复制了去要给同学们阅读，鱼很感动．
有朋友说文章里大都是些黑暗的东西，生活里应该是布满阳光的，鱼笑了．是啊，生活该是沐浴在阳光雨露里的，但已经不是那些怀着异国梦的人都能感受到的了．
就在昨天，一个朋友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台湾的糟老头，这位朋友的姐姐在多伦多５年了，而到头为了张签证，放弃了一同奋斗了５年的男朋友，嫁了那个有了加拿大国籍的台湾老头．我知道，像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或许了国外的生活扭曲了平衡的心理，物质和虚荣麻木了纯真的本质吧．
其实，所谓的发达国家里发生着什么，未必是那些趋之若骛的人们所了解的，这也便是鱼的一点点愿望了吧
写在连载后面 比自己预计的要快，贴完了整个”歌舞伎町案内人”，有朋友一直问我，难道没有电子版本吗？当然是有的，不然靠我自己敲打键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贴出来一章呢。 不直接把电子版本的连接发给大家，有我自己的道理。 如果你有耐心读完整本书，多少都会有自己的感悟吧。这本书不是什么文学巨著，它的现实意义比文学价值要多的多。读这本书，找不到欣赏文学作品的那种愉悦的感觉，相反，应该是一声震慑心肺的呐喊。它向我们诉说的，是一群群旅日的华人们的生存状态，在那个被幻想成遍地黄金的国度里，下层的人是如何苟延残喘着。 鱼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全书，里面有的点点滴滴仿佛就是自己的影子。来我空间的朋友都该看过“东京湾的鱼”那篇文章吧，那本是我为自己想写的书而作的序，那书后来也写了些，虽然还没有夭折，却因为烦琐的生活搁置了。把在日本的经历写出来是我的愿望，我是一定能实现的。 通篇贴完了”歌舞伎町案内人”，算是暂时了却了自己一点点心愿吧。 应该说，作者李小牧是旅日华人里比较成功的了，他去日本的时候正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高潮时期，他用自己的眼睛见证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和日益涌入的留学人群的艰难。如果说20年前去日本能打下一片江山，那么现在去的话，结果，似乎已经是注定的了。 鱼也曾经糜烂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生活里，而且是那么痴迷着资本主义的腐朽。而当今天回头去看那段日子的时候，才发现，骨子里是那么无聊。但正是那段日子，让鱼从一个孩子成长起来，变得圆滑事故，变得成熟干练。鱼还是感谢那段生活的。 而日本不是天堂，却是血淋淋的事实。 如果你有幸读完全书，对你对日本的了解和理解肯定是有帮助的。 书的作者鱼是认得的，书中所讲述的除了仅有的一点文学渲染，大部分故事都是真实的。 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引子)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引子)
引 子
2002年5月，春末夏初的日本列岛。 我的手机几乎是24小时毫不间歇地响个不停。与下个月就要拉开帷幕的世界杯足球赛同步，我也与参赛的各国球队、来自全球的球迷一同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电视和报纸报道着一支支球队和一伙伙球迷踏上日本的土地，本来沉迷于棒球和相扑的日本人也关注起了足球，我则感到了一丝可以大有作为的兴奋。 当然，我可不是要将新宿歌舞伎町的中国人犯罪团伙组织起来趁火打劫，而是需要多增加一些“导游”的人手，特别是需要擅长英语的中国人——在世界杯期间，大量的国外游客会光顾歌舞伎町。
我与几个“同道”一起做着这项“引路人”工作。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主动招呼那些来自亚洲各国的游人，带他们去歌舞伎町里他们想要去的地方。干我们这行的日本人也有不少，但他们的对象主要是日本人，我们之间各管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基本上不会有冲突。
我在日本的各家中文报纸上登出了招募广告后，我的电话就开始彻夜作响。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要知道，日本从平成年间开始的萧条，不但体现在经济形势的低迷上，同样直接波及到了在日中国人的生活。在这种时候，一个在日中国人能拿到广告上所保证的“每个月有二十四万到四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那绝不是一般的诱惑力。既然有这等好事，有几个不想来碰碰运气的？就算是半信半疑，先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也不是一件难事。
面试时间总共不过十几分钟，青年人得到我让他等候消息的答复后起身离去。我继续坐在肯德基店里，点上一支烟，把目光投向窗外，注视着歌舞伎町街头匆匆走远的那位留学生的背影。霓虹闪烁，恍惚间，我看到了十四年前的自己。
看见招募广告后打来电话的人，几乎都是反复追问一个问题——“真的能挣那么多的钱？”
毫不掩饰表示怀疑的人也为数不少：“你不会先花言巧语骗人，到时候再卷了钱溜之大吉吧？”问这话倒也有情可原，就在去年的新宿，一伙中国骗子以介绍工作为名收了同胞上千万日元的报名费，然后仅一夜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有人张口就劈头痛骂：“你这浑蛋。居然敢在报纸上堂而皇之地引诱人去干拉皮条事！你不知道干这个事是犯罪？就因为有你这种害群之马，我们中国人的脸才被丢尽了！”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虽然我很想说，我是在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在打拼，甚至我比许多在日的中国人都活得更争气。
不管怎样，最终真正前来面试的人多到了差点踏破门槛的地步。
我决定将面试的地点设在歌舞伎町剧院广场大楼一层的肯德基快餐店内。之所以设在此地，是因为从这儿可以将我的“地盘”一览无余。“地盘”的说法，有点像“黑话”，我并不喜欢，但那“地盘”对于我，简直就是我的命。站在这儿，一旦发现哪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当即飞奔过去就地解决。
我的“地盘”，是歌舞伎町正中心，包括剧院广场在内的两条街。这两条街是歌舞伎町的主街道，是一块人人争抢的“肥肉”。干我们这行的，没有谁不想占据这里的最佳地点。地利的优势，就意味着滚滚的财源。
同行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几年来，我与一伙中国人的较量和抗争从未间断过。他们的头儿是个歪脖，叫金东，他曾经跟随我干过“导游”的活儿，后来独立门户。就在一年前，他还利用日本黑社会组织，企图强行分割我的“地盘”。可是，这可与在拉面店门前排队时的加塞儿截然不同，他们抢夺的是我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劳动果实，我跟他们死命地斗。不过，毕竟这里是日本，是日本黑社会的地盘，所以，从那以后，这两条街上形成了那个团伙和我并立的局面。表面上看，我和他们像是在和平共处，其实每天都在或明或暗的争斗中度过，我更是每时每刻毫不放松警惕地盯住我的“地盘”。
晚上七点半，歌舞伎町人潮涌动。从白天的困顿中苏醒过来的歌舞伎町，恢复了她的奢华和妖艳，她就像一个盛装艳舞的歌女，对过往的游人频抛媚眼。而我这天的第一个面试对象这时也出现在肯德基内。他是正在横滨国立大学读书的一名留学生，来日本只有半年时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老实人。他坐在我面前，显露出掩抑不住的紧张，握着可口可乐杯子的手在微微颤动。
“你好！别那么紧张。我看上去那么可怕吗？我难道会吃了你？”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我微笑着，温和地和他寒暄着，就像一个彬彬有礼的兄长。
“没有！没有！我今天是第二次来歌舞伎町，上次还是在白天。”他的眼睛使劲眨动着，不过，在我的微笑中，他的紧张感渐渐消失了，“一直听说夜晚的歌舞伎町非常可怕，所以……”他歉意地笑笑。
大凡淳朴谨慎的中国人都会对夜晚的歌舞伎町充满一种恐惧感，我想恐怕连很多日本人也一样。但这种老实淳朴的人外加他口袋里揣着的留学签证，却正是我所需要的好人选。没有什么比身处异国繁华大街的红灯区上，与一个看上去就像黑帮的不正经的家伙走在一起更让人感到危险的了。我所招募的，一定是持有效签证的正经人。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天，正赶上东京下大雪。那是从现在算起的十四年前，我，二十八岁。在此后，东京只下过有数的几场雪，而每当我站在街头，仰望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点染的夜空中飘舞的雪花时，我总会看到那个序幕般的夜晚: 我在雪中的新宿街头踯躅而行，想找一个能够安身的地方。 1988年2月26日，我作为一名自费留学生，和朋友雷结伴，经由香港到达成田机场。在通过机场的检查时，那位穿着制服的海关女职员问了我一句什么，后来我明白，她可能问的是我是否携带了需要报税的物品，但当时我哪里听得懂，稀里糊涂地看着她，笨拙地说了句事先学会的日语“你好”。她显然看出了我的尴尬，笑着把护照还给我，示意让我通过。机场坐落于千叶县，离东京市区距离很远。在通往各地的众多巴士站牌中，我们一下子就发现了醒目的“新宿”两个字。 对！就是新宿！我们上了车。
为什么直接到新宿呢？我只是知道那里是个闻名世界的地方，据说寸土寸金，甚至于在我的脑海里，新宿就代表着日本。另外，我还听说过，新宿有亚洲最大的繁华街道——歌舞伎町，而且那里是著名的红灯区。80年代末期，在国内也能时常听到各种各样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红灯区”的传闻，但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很少有人亲身体验过，绝大多数是道听途说。于是，我对这尚未见过的“歌舞伎町”，充满了想象与向往。在汽车行驶的途中，我看着窗外的日本风景，密密的连绵不绝的雪花，像阴郁的天空中降落的白色千重樱，山峦和河流都被雪色遮盖，一片洁白。一缕微笑浮上了我的脸颊，在我的心里，激荡起好奇心即将满足的兴奋。
傍晚时分，我们在新宿西口的巴士车站下了车。天更阴了，雪一片一片地落到我们的身上，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的视线：我首先看到了新宿中心地带的那些高层建筑群。华灯初上，它们在夜色中仿佛通体都镶嵌着闪光的钻石，和我幻想当中的一样美丽。
直到此刻，我的感觉才真实起来。啊！我终于来到日本啦！我来到了东京！我现在正踏在新宿的土地上！面对着眼前伟岸的高层建筑，我的心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天气很冷，但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取出一枝从中国带来的“红双喜”香烟，又递给朋友一枝，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圈在雪中荡漾出别样的花纹。呵呵，在日本吸的这第一枝烟的味道都有点特别。
我们不假思索地径直向歌舞伎町走去。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召唤吧！我们大踏步前行，甚至还哼起了小曲。不过，拖着这一大堆行李，在积雪中行走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更何况我们的目光还不时被路旁的景物吸引。
说到行李，初来乍到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因怕日本物价太贵，会尽可能地携带一应俱全的生活器具。在我的旅行箱里，甚至有一套硬塞进来的被子，有一些够我吃上一阵子的各色食品，如干鱼、干肉、香菇等等，此外，还有大米和菜刀。现在的新一代留学生们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或是难以置信，但对于我们早期出国的自费留学生来说，那是很多人共有的经历。当然，我还没忘记带上一瓶自己爱吃的臭豆腐。后来，我遇到的大多数日本人对这一食物的臭味都退避三舍，但对我而言，它的味道却要胜过日本类似的传统食品纳豆，真的是“闻上去臭，吃起来香”，只要有了它，我就不愁吃不下饭了。
拖着沉重的箱子，我们终于到了歌舞伎町。从靖国大街跨入歌舞伎町的一瞬间，我兴奋得全身竖起了鸡皮疙瘩。
虽然它与我想象中的景象略有不同，但震撼是毋庸多言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里是色彩斑斓的世界！它们没有任何规则，没有秩序，不受任何约束，也不加选择地充斥在大街小巷。它们一下子跳入并占据了我的视野。我甚至感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晕眩。尽管我此前在深圳也到过一些热闹的街道，在电视上也见过许多灯红酒绿的场景，但此刻，眼前的这条大街和我如此之近，它那充满诱惑的特殊魅力的刺激，充斥了我的感官，令我陶醉。
伴随着视觉上的应接不暇，两旁林立的一座座店门里传出我们还无法听懂的日语或高音量的快节奏音乐，震动着我的耳膜。
“一小时八百元！”
从喇叭当中反复传出来的这句话自然而然地烙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尽管当时不明白它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提供电话聊天的价目宣传。这种电话聊天也是日本色情业的一个独特类型。男人们交了钱，可以拨打一些电话号码和另一端的女人聊天，如果谈得投机，就可以约对方出来见面，而那些女人既有年轻的学生，也有下班的职员和寂寞的家庭主妇。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我们巡视着那些闪亮的招牌，从间或出现的汉字中能猜出来哪里是可以喝酒吃饭的“居酒屋”，哪里是曾造成中日交流误会的“麻雀”（意为“麻将馆”），也有的则是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的日文假名。后来才知道它们的招牌各是什么意思，比如电动游戏厅和弹子赌博房等等。当然，最无需语言说明的是“风俗店”（日语中，风俗业的意思就是色情业），因为他们往往当街矗立着大广告牌，上边贴着大幅的全裸女人照片。当这样露骨的广告刺入眼帘时，我彻底惊呆了。这可是在大街上啊。我一边满怀顾虑地小心扫视着周围的动静，一边偷偷凝视那个淫秽的广告招牌。身边的朋友那盯着照片的两眼发直、发红。
街上行人的衣装和身姿也同样让我感到了某种冲击。我在国内时就一直对时装很感兴趣，这次来日本留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学习时装设计，深圳在中国时装业也算超前的城市，但我还是没想到深圳与东京的差距居然会如此之大。东京号称东方的时尚之都，果然名不虚传。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些身穿宽松的西装制服、外面套着黑呢大衣的年轻男子，他们伫立在街头，有时朝某个行人走过去说着什么，我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引住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就是拉皮条的。东京的女性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其实靠近后仔细观察，会发现她们当中并没有几个真正的美女，有的还有些缺憾，但是她们当时身着最新款式的时装，脸上精心化过妆，与同年代的中国女子相比，有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我当时看来，许多人都是那么的漂亮和性感。
就凭这初次见面，我竟似乎彻底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顷刻之间，我就变成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花虽然毒，但有一种蛊惑人心的妖艳之美。是的，美丽，甚至是极度奢靡颓废的美丽，让人惊心动魄。在这之前，我一直听说歌舞伎町是个可怕的地方，但现在，我又体会到了她的神秘的魅力，令我的全身的神经都为之兴奋不已。不过，那时的我还没有想到，我后来的人生竟然和这条街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歌舞伎町逛荡了整整两个小时——我想我们真的是被她迷住了——才打电话给住在东京的“熟人”，向她打听怎样可以找到暂住的地方。说是熟人，其实连一面都还未曾见过。离开深圳之前，国内的朋友给了我这位叫程颖的中国女子的电话，告诉我遇到困难时可以打电话找她，她或许能帮忙。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当初来日时都像我们这样，事先没有联系好任何可以落脚的地方，就只身登上了前往异国的飞机。
“熟人”程颖很快赶来了，她看起来年纪和我差不多，来日本留学将近两年。简单寒暄之后，她说：“既然你们是朋友介绍的，本来可以让你们先在我那儿凑合一下的。但房间实在太小，没法睡三个人。我带你们去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地方先住下再说。”
从歌舞伎町走出去没多远，我们看到周围到处都是一些醒目的大招牌，每个招牌下面都有一座四五层左右的建筑，我认得有的招牌上写的是英语的“旅馆”。程颖在一个旅馆门前停下来，带我们进去，在门口的小窗子前和里面的人说了些什么。我好奇地四处张望，觉得这个旅馆更像一个普通的公寓，灯光有些阴暗，也没有大堂。程颖很快拿了一把钥匙回来：“这是房间的钥匙。六千块。”我连忙掏钱给他，朋友接过了钥匙。我们向她道谢，她说：“没什么。我还有事，要走了，你们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房间，开了灯，发现墙壁上贴满了粉红色的墙纸，在灯光下有种浪漫的意境，而房间正中是一张铺着白色床罩的双人床。我们欢呼了一声，放下行李，一下子倒在床上，好松软啊。本来我们的要求不高，只要有一个便宜的地方，能凑合躺下睡觉就行，没想到这里的环境这么好。我兴冲冲地看看这摸摸那，突然在床头发现了一个四方形的小纸袋：“这是什么玩意儿？”
朋友也凑过来：“打开看看。”我撕开封口，里面是一个包装精美的小塑料袋，我把它翻过来，透明的一面告诉我这是只避孕套。
“哈哈。”朋友笑起来。我觉得受了羞辱，骂了句“他妈的”。我把这东西拿在手里捏着，感觉里面滑溜溜的，说：“日本人真变态啊，旅馆里面还发这个。”
朋友没说什么，下床转了转，马上有了更大的发现：“快来。快来。”我应声看去，那是一个在角落里的小柜子，表面是透明的玻璃窗。我们看到最上面的一层有个粉红色的塑料东西，看形状分明是男人的生殖器，后面还连着一根电线和遥控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玩意儿，除了新奇也有点恶心。下边一层有一根绳子，一个看上去像是手铐的东西，还有的根本搞不清叫什么。
朋友去拉小柜子的门，锁着。我说：“这里写着，好像要投钱进去。”“操。”朋友骂道。
我这时觉得这家旅馆有点古怪了，但还不知道它的名字是叫做情人旅馆。初来乍到日本的我们更搞不清楚这种旅馆属于什么性质。
管它呢。我们脱了衣服就去洗澡，然后躺到床上。朋友打开了电视，每个频道都是我们听不懂的日语。突然，画面上出现了一对男女性交的情景，朋友拿着遥控器的手臂僵在那里。男的是个黑人，女的好像是日本人，不断发出大声的呻吟。更奇怪的是，他们的敏感部位被打上了一圈马赛克。我们呆呆地看着，我的身体一下子热了起来，旁边的朋友也令我感到极不自然。或许，他也是一样的感受。
“啪，”朋友关掉了电视。“操。”他又说了一句。一天的旅途劳累此刻涌起，我们关了灯，很快就死死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从旅馆出来，我和那位朋友到了分手的时候。我要去的那家学校离这里不远，乘电车只有两站，叫做高田马场。有趣的是，这里的站台上每逢电车要开，大喇叭里都会响起中国人熟悉的动画片《铁臂阿童木》的主题曲。“来吧，阿童木，爱科学的好少年……”我哼着曲子找到了将于4月开学的那家日语学校。
先是交了三个月的学费，共十八万日元。办理完入学手续后，学校的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办事员把我带到了与学校有合约的房屋出租中介所。
考虑到为了节省一笔交通费，我决定找一间学校附近的房子，价钱当然是越便宜越好，有一处是房租三万六千日元，面积为六帖，不带浴室的。对于六“帖”，我还没有清楚的概念，台湾同胞告诉我住两个人还是勉强可以的。至于没有浴室，可以到附近的钱汤（公共浴室）去洗澡。我看看这差不多是最便宜的价位，就答应下来，以日语学校校长做保证人签了合约。起初，我还以为三万六千是一年的房费，当知道这只是一个月的房费时，我的眼前顿时一片黯淡。不，还远远不止这些，签约时还要一次交清相当于三个月房费的押金和礼金，押金据说在我搬走时可以返还，而礼金是无偿付给房东的贡品。就这样，我从中国带来的全部财产，将近四十万日元，在顷刻之间就这样消失殆尽了。
我必须赶快找份工作了。
坐在除了两只旅行箱以外空无一物的房间里，我这才第一次感到了巨大的不安。我不是独身一人，妻子也将在一个月后来到日本。此刻的我，体会到了焦头烂额般的忧虑。但是，古老的中国赋予了我勤劳的个性，我想，即使在这个远离国土的异乡，我也一定能够遇上好运的！
当天下午，我在口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汉词典，径直奔向歌舞伎町。在来日本之前，我从朋友那里知道，日本人对脏乱差的工作是不屑一顾的，这些工作一般都由旅日的外国人来干。而歌舞伎町作为一个风月场所，脏活肯定是少不了的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迫切需要一份工作的我，打算最先到那里碰碰运气。
对于一个不会几句日语的中国人来说，找到工作的线索并不难，因为那些饭店之类的店铺门口都贴着告示，“募集”两个汉字我是认识的，但能不能被录用则是另一回事。我走进一家中华料理店，里面一个厨师模样的胖子走过来，我掏出字典，先用日语说了声“对不起”。那家伙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就指了指门口的募集告示。他的态度并不友好，又说了一句，见我仍然糊里糊涂的，就用两只手臂交叉起来做了个拒绝的手势。我就这样转了一个多小时，毫无收获。
天色渐渐暗下来，不知怎么，我就像一个犯人重返犯罪现场那样，竟然重又走到了昨天住的那家旅馆门口。这时，我看见昨晚没注意的一张启事，上面写着“募集清扫”。
我鼓足勇气，走了进去。那扇小窗子开着，后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
“我，想工作，有吗？”
我拼凑着简单的日语单词，尽量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老女人没有表现出冷淡或回绝，她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下“时间”。我的心头一阵狂喜，她会录用我！我在日本的好运就从这一刻开始了。她和我一边比画，一边写字，终于使我明白明天午后就可以来上班了。一小时六百日元，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份工作，地点是新宿歌舞伎町。刚才还一直不安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
只要有工作做，别的困难都会解决！我那乐观的性格又立即回到身上，我一路哼着歌打算离开歌舞伎町回家。途中路过剧院前的广场时，我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些身着西装和黑呢大衣的潇洒的年轻男人们正三两成群地站在大街上。他们站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悄悄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他们不断地向在路上行走的女性小声打着招呼，往她们手里塞着广告纸，有的还跟着某个女子走上一段路，似乎在央求或推销什么。我有些明白了，他们在为某种生意“拉客”。
“能穿这么一身高级的衣服，钱一定不会少挣！”这样想着，我感到自己有点寒碜。与他们相比，我的穿着实在是有点土里土气。看看那些衣着光鲜的家伙——藏蓝色西装里面是一件白衬衣，配着色彩鲜艳的领带，外面套着一件潇洒的黑呢大衣，脚上的黑色皮鞋闪闪发亮。酷爱时装的我注视着他们，羡慕得心里直发痒。 “赶快赚到钱！我也要穿得亮亮堂堂的！”
次日午后四点，我准时来到了那家旅馆。出乎我意料的是，和我做同样工作的还有一个中国人，来自上海的老徐。那位老女人和老徐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通，我只明白她的意思是让老徐教我如何工作。然后，老徐带我走上电梯，来到三楼的一个房间。在电梯里，他问我：“你刚来日本？”我点头称是。他笑了笑，说：“这个活儿很简单，就是打扫战场。”
这个房间和我昨晚住过的大同小异。老徐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旅馆么？”我对此也正想知道个究竟，摇了摇头，等他的答案。
“这叫情人旅馆。”他的笑容带着淫亵，“说得明白些，这就是专门给男的和女的干那事的地方。”他打开电视，画面上又出现了一对儿正在口交的男女，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老徐说：“这种旅馆和别的不一样，可以过夜，也可以只待两三个小时。不管你是合法夫妻，还是婚外恋的情人，只要是想找个地方干一下，就可以来这里。”他站在那个装有古怪陈列品的小柜子旁，说：“你看，这还有小工具呢。”
我有点纳闷：“夫妻不是有家么？为什么要花钱来这种地方？”老徐笑了：“这你就不懂啦。怎么说呢？日本的房子很多是木头的，不能隔音，夫妻干那事都不敢出声，到这里就没事了。”他拍了拍墙壁，“这是隔音的，再怎么大声喊旁边也听不见。”见我仍有些不解，他嬉皮笑脸地说：“反正过几天你就明白啦。”
在老徐的讲解下，我明白了我的工作内容。说来很简单，在一对顾客离开房间后，以最快的速度将房间打扫干净。不过，给清扫员打扫房间的时间仅有五分钟。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要打开换气扇更换屋子里的空气，换好床上的枕套被单，将附在浴槽上的客人留下的体毛等污物冲洗净并擦干，将房间里的一切摆设收拾利落,使它恢复到“使用前”的状态。五分钟内的劳动强度如此之大，所以完全可以说它是一项重体力活。
然而，与劳累相比，这份工作对人的自尊心更是一次考验。事实上，当我第一次在客人走后进入房间时，就闻到了空气中的一股隐约的怪味，似乎是人体的几种体液的混合，让人恶心。我拿起床前的垃圾桶，不用看也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只好迅速把它统统倒进我带来的大垃圾袋。
工作的第二天，我遇到了更加变态的客人。一进门，就看见床上的被单凌乱地散落在地上，而白色大床的正中间是一只刚刚使用过的避孕套。我不得不把它从床上拾起，上面尚且残留着客人的体温。我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按捺不住地大叫起来：“神经病！操你妈的浑蛋日本人！也不给我扔到垃圾箱里去！”那天出门之前，我的日本房东还给我指手画脚地上了整整一堂课，说什么在日本的中国人缺乏生活常识，如何不讲究卫生，什么中国人在房间里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等等……他很严肃地要求我必须谨言慎行，不要破坏他们大日本民族的良好社会风尚。我现在真想把那个房东带到这个床前，让他看看日本人是如何讲卫生守公德的。
我和老徐说了这事，老徐拍拍我的肩膀：“呵呵，这个就受不了啦。我跟你讲，我遇到过更变态的。一个傻B把那东西洒得到处都是，我还得给他擦呢。”
这份工作的唯一好处，就是在没有活儿的时候可以歇着。我和老徐坐在一楼的一个房间内聊天，只要有客人离去，门口的一个显示器上就有红灯亮起。我觉得最难以理解的是，从下午起，旅馆里总是有客人，到了周末的晚上，竟然会出现所有房间满员的情况。真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在旅馆里打发他们的性生活。
说到老徐，他来日本的时间并不长，比我仅仅早了半年而已，但他一直在这家情人旅馆打工，以至于成了“专家”。有一次，我忽然想起个问题，就问他：“要是一对同性恋来开房间怎么办呢？”
老徐笑着说：“那得看是女的还是男的。如果是两个男的，我们这家是不让进的，两个女的，可以。”
我问：“为什么？”
老徐说：“两个女的无所谓，就是她们走后，我们也好收拾。两个男的可没那么简单，据说会闹腾得很厉害。”我听得哈哈大笑。
接着老徐又说：“还有呢，有些旅馆，要是一个男的带两个女的可以开房，两个男的带一个女的就不行。”
“啊？还有三个人一起来的？”我惊讶地问，脑子里突然闪现出自己第一次和朋友来这里的情形，当时该不会让老板误会自己三个人是来这里干那个的吧？我的脊梁上开始冒出冷汗来。幸亏，那个程颖早走了一步。
“那算什么？日本人很流行的，叫3P。你没看过日本的色情录像带吧？有不少是几十个男男女女在一起干的。”
“日本人真她妈的变态。”我恨恨地说，“你说那些电视里的毛片是不是真干？”
“当然是啦。那叫AV。那帮姑娘很赚钱。”老徐说。
“可为什么要挡上马赛克？”
老徐想了想，说：“直接暴露出来是违法的。”
我笑了：“你说这叫什么鸡巴法律！露出来和挡上马赛克要都是真干的话，有啥必要呢？”
“哈哈。”老徐不怀好意地笑了，“你知道我在日本的理想是什么？”
我看着他色迷迷的笑脸，立即心领神会：“我知道，不就是当毛片的男演员么？”他狂笑不已。
此后有一天，旅馆的女主人临时出去，要我们帮她坐在窗口收钱。我就有了亲眼目睹情人旅馆的客人是什么模样的机会。一对年纪相差悬殊的男女来登记。男的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已经秃顶的大脑袋泛着油光，看上去是个有钱的老板。女的顶多二十五岁，面貌姣好，尽管是在初春，却穿得很暴露，大片雪白的胸口引人遐想，身材凹凸有致。我不禁多看了她几眼。等俩人拿了钥匙进了电梯，我和老徐都不禁唏嘘起来。
过了十几分钟，我想到那个美女可能正在听任糟老头子的占有，心里简直愤怒不已。老徐大概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思，突然问我：“想不想干日本女人？”
“有点想。”我说，“你干过没有？”
老徐遗憾地摇摇头：“没有。”
我说：“街上不是有很多色情店么？花钱就行啊。”
老徐一撇嘴：“谁说的？日本鸡他妈的不接外国客，让中国人进的店里不是泰国人就是菲律宾人，要不就是自己人。”
“那怎么办？”
“呵呵，学好日语呗。等你的日语说得和日本人一样，谁也看不出你是外国人了。”
那老头子和美女走后，我和老徐一起进了房间，发现避孕套竟然没用，忍不住又恶毒地骂了老头子一顿。床上凌乱不堪，想想那样年轻美丽的女孩子就在这里把自己的青春身体奉献给一个可能比自己的父亲还年长的老家伙，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不平等的现实世界。
在情人旅馆工作的事情，我后来没有和语言学校的同学们说起。那间学校的学生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内地，他们都很年轻，在课间叽叽喳喳的，谈论最多的就是打工的情报和经验。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我，还有两个年纪比我还大的：一个来自东北的吉林，叫范勇；一个来自四川，叫陈海波。我们三个“老同志”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对于那些年轻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的样子很看不惯。
有一次，那帮年轻人说晚上要组织集体去玩，有的人竟然说请假不去打工也要参加，真是不知道生活的艰辛。我们三人都表示拒绝了。过了几日，这些小孩们拿了一些照片来散发传看。我看了几张，不禁笑了。照片上，他们全体在一家情人旅馆前合影，接着是分组留念。那家情人旅馆的霓虹灯确实很漂亮，但他们肯定不懂其中的含义。我想周围的路人肯定也被他们吓坏了，好像没人会如此堂皇地在那里留影。范勇和陈海波见我在笑，就问我是为了什么，我这才给他们讲起了我在上学前的这份工作。他们听了也笑起来。但当我问起他们的工作时，他们却有些支吾。
不过，情人旅馆清洁工的工作收入实在太少了。随着我学会的日语简单会话多起来，我开始努力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在高田马场车站附近，我看到一家日本料理店贴出了招聘的告示，就去应征。一个小个子日本人和我见了面，他五十来岁，姓佐藤。他神色和蔼，耐心地听我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还帮我纠正了一个语法错误，然后告诉我，我被录用了。于是，我每星期有三天来这里，在厨房帮忙，做他的助手。主要的工作是切鱼、洗菜，有时也帮他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最后是洗碗，每小时七百五十日元。
来日本之前，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主要是来自历史教材、影视作品，还有老人讲述的一些往事，毕竟我出生的湖南是抗日战争中厮杀多年的主要战场。所以，我总是觉得日本人都是一些穷凶极恶的坏蛋。但是，来日本以后，我觉得很多日本平民和我们没多大差别。就像我的这位师傅佐藤，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和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一样。
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的是，他教过我很多的事情，除了日语之外，还有在日本生活中应该注意的细节。最有趣的是我了解的日本料理的基本常识，基本上来自于他。一天他切了一小块生鱼，蘸了下和着绿色芥末的酱油就放在嘴里：“嗯，不错。”又切了一小块给我：“李君，你尝尝。”那是我第一次吃叫做“刺身”的生鱼片，觉得味道怪怪的，实在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生吃鱼肉，但为了感谢他的好意，我还是做出很好吃的样子。佐藤哈哈笑了，似乎觉得很光荣。从那以后，他时不时切点鱼给我吃。渐渐的，我还喜欢上了这东西，慢慢能品味出生鱼肉入口后不一样的感觉，以及不同鱼之间的区别。不过，我来自以口味咸辣著称的湖南，对普遍清淡的日本菜开始时还是不大适应。店里晚上会提供一顿晚饭，我就带了瓶自己的辣酱去。佐藤对这个很感兴趣，尝了一点点，却受不了马上去喝水：“太辣！太辣!”
佐藤还是一个狂热的棒球迷，店里的电视几乎每晚都有棒球比赛的直播，他也常常兴致勃勃地给我这个没有半点兴趣的人大谈巨人队如何受到日本人的喜爱,有一位叫长岛的教练如何受人爱戴，而他自己却是另一个叫大荣的球队的球迷等等。
但是，这样的工作，我还是不能满足。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我都希望能再找一点零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
在东京的下落合，有个民间组织叫“学生援助会”，那里大量提供招收打工学生的信息。我经常抽空去检索一番，有时也能有所收获。我干得最多的就是代人搬家的工作了—— 一天可以挣到八千至一万日元。周六和周日的白天，我基本都在忙于奔走。在人手不够的时候，我也会找来范勇和陈海波，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说话解闷。也正因为这份工作，我得以粗略地跑遍了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大小小的众多城市。 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
开学前的这个月，我起早贪黑，不是在别人的体毛和用过的避孕套之间拼命劳作，就是在厨房里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要么则全身臭汗地把一件件家具从此地搬到彼地。我在东京银行办了个户头，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存了进去，到月底发了工资，账目上的金钱数额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增长。我拿着账单，盘算着妻子即将到来的日子，心里一片焦急；像这样干下去，自己累得要死，收入却平平，那种我想要的黑色呢子大衣只能在梦里去穿了，就是我们以后的日常生活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天傍晚，我和同期来日的一位朋友约好了见面。这还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碰头。大家都忙着上学打工，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我在高田马场车站接到他，一起进了家中国饭馆。 “这狗日的，物价太贵了。看看，一份回锅肉加碗米饭居然要七百五十日元，在国内都可以买十份了。”
朋友边说边自我解嘲般哈哈大笑。我们一人叫了份最便宜的拉面，吃完饭，两个人在高田马场的大街上闲逛着。路边有很多供人聊天的咖啡馆，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也灯火通明，里面坐着很多日本中学生，踮着脚，昂着头，享受着资本主义的阳光雨露，而我们只能在春寒料峭的街道上漫步，一点也舍不得花钱进这样的店小坐。
作为地主，我向他介绍了附近的一个好去处：一个可以用伪造电话卡打国际长途的公用电话。在1988年，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都可以用卡打国际长途，于是在日的外国人兴起了伪造电话卡的行业。据说起初是伊朗人提供了主要货源，但因为中国人越来越多，这个行业逐渐被中国人占据了。一张面值和真卡相当的假卡，售价不过是真卡的几分之一，后来发展到十几分之一，通话时间却相等，立即成为外国人最流行的东西。虽然一旦被日本警察抓住，就会被遣送回国，可是公用电话遍布大街小巷，日本政府也不能每一处都派人看守，因此在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等着持假卡打国际长途的外国人排起了长队。后来，这种假卡每年给日本造成数以亿计日元的损失，终于导致了公用电话只能在投入硬币的情况下才可拨打国际长途电话。但那时好时光还没有过去。我向朋友介绍的正是一台既安全又便利的灰色公共电话，而且正巧，只有一个上海人在打，我们等了片刻就轮到了。
和国内亲人交流完毕，朋友很开心，走到高田马场大街上的一家时装店门前时，他突然拉住我，向我耳语道：“你也没有件像样的衣服穿吧！走，进去偷一件。”
我一愣。朋友的脸上笑容神秘：“没事！这种事我常干！”
当小偷？我虽然是个男人，但不妨碍我喜欢时装。从国内带来的几件衣服无论式样还是颜色都大同小异，当我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看着身边的行人，常常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我确实想要一件新衣服。这家商店里的商品比较大众化，面向普通消费者。可是对于当时我那样一个穷光蛋来说，里面的任何一件衣物的价格都只能令我“望衣兴叹”。偷东西，尽管对我来说是没有过的经历，但此刻的我，有点心动了。在店里走了一圈后，我看中了一件色彩鲜艳的红色羊毛衫，五千五百日元。
朋友知道我看中了这件衣服，于是小声说：“我帮你看着，赶快藏起来。”
我的心提到了喉咙，觉得嘴里发干，头脑中嗡嗡作响。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那店里一定会叫来警察，把我送进监狱。即使不是什么重大罪行，被遣送回国的命运一定是在所难免的。我来到日本才一个多月，学校的课程才开始入门，妻子很快就要来日，况且我还有继续发展深造的野心。如果仅仅因为这么一件衣服，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的话……我迟疑了。朋友催促我：“快点动手！”几秒钟后，我终于把心一横，任由贪欲驱使自己，将那件羊毛衫藏在夹克衫里，转身和朋友向外面走去。在商店门口，两名穿着套装的礼仪小姐朝我们鞠躬，笑着说：“多谢光临。”我无暇多想，沿着早稻田大街疾走而去。
这是我第一次偷东西，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实在无法克服心理上的紧张。但是从朋友的架势来看，他应该是经常下手的。不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两个月后，我打电话给他，始终没有人接听，以后我也无法与他联系。在我的旧的电话簿上，他的号码排在程颖之后的第二位，但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见到我时，眼睛里闪现出了惊奇的目光。
“啊！李君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呀！”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那件衣服。
过了几天，我到机场去接妻子爱梅，虽然申请护照有所耽搁，她终于也来到了日本，我们分开一个多月，终于团聚了。我想，初踏上日本土地的她，跟我一个多月前的情形也差不多，她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瞪得老大，四处张望，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是新鲜的。我把她接到了我们六帖的小屋里，虽然两个人挤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她一点也没有抱怨的意思。她搂住了我的脖子，深深地吻了我：“多好，这是我们在日本的处女地。”望着她一脸兴奋的样子，我搂着她的丰满身躯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解开她的衣服，用长久以来的积蓄连番作战，她欢快地叫着，我想，可能声音有点大。以至于第二天，房东过来告诉我们，以后要安静一些，否则他要加收租金。
爱梅是我的第二任妻子，虽然我当时还没到三十岁。1982年，我年纪轻轻就第一次结婚，不过很快就发现自己和妻子都没有做好组成家庭生活的准备。于是，我背叛了妻子，同时也被妻子背叛，接着是越来越激烈争吵……1986年，我们离了婚。我的生命似乎是每时每刻离不开女人的，离婚之后，我很快又再婚，新的妻子就是爱梅。那时我也以为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的婚礼，没想到，到2002年为止，我一共结了四次婚。这些都是后话。
爱梅开始和我一起上学了。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是，我和妻子就读的那所日语学校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日本教师都非常温和耐心，文化素质也比较高。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他们还常常为我们在异国生活中碰到的难题出谋划策。可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比我小得多。随着功课的加深，我的学习渐渐显得很吃力，毕竟记忆力和精力都赶不上年轻人。虽然也一样地面对黑板，成绩就是那么平庸。但我和爱梅在最初的几个月当中，还是坚持每天到学校上学，当时我们的出勤率是学校里比较突出的。
在课余时间里，我们拼命地打工赚钱。在深圳的时候，爱梅和我住的是一栋花园洋房，我们的生活是比较优越的，跟初到日本的日子相比，可以说深圳的生活是在天堂里。但是，到了日本，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靠打工过活，仿佛一瞬间又落入了地狱。爱梅难免有些抱怨，不时数落我两句：“放着花园洋房不住，偏偏到这个岛国熬穷日子，就为了学你的服装设计。唉，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过，爱梅并没有为此而冷落了我。当时我们都要打工，她给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而我则继续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间奔走。我打工的时间是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中间会在饭馆那里得到一份免费午餐。爱梅没来之前，我常常是在早上饿着干活，那滋味是很难受的。但是，爱梅来了以后，她天天都会在家做了早餐便当，然后风尘仆仆地给我送来，吃着她做的饭菜，望着她渐行渐远的俏丽身影，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招收十万留学生规模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开了鼓励个人赴海外留学的政策。我和爱梅，都是这批中国留学潮的成员。
在有利形势的推动下，日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建立起来，形成了新兴的热门产业。可是，这里面也有相当多的学校徒有虚名，他们的真正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骗钱，捞到外国留学生的学费，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不具备。另一方面，以我们这些语言学校的学生为赚钱对象的机构和个人也纷纷涌现，在中国，这类机构或个人主要就是操办留学中介。80年代后期，日本正值泡沫经济时代，社会消费能力异常强劲，各行各业都一派繁荣，对劳动力也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一些做着发财梦的中国人的眼里，日本简直就是可以大淘一笔的“黄金之国”。于是，为那些渴望来日本的中国人开办的中介机构和中间人泛滥成灾，专搞运送偷渡客的“蛇头”也大发横财。
面对金钱的诱惑，人性的抵御力因人而异。一些本来抱着求学目的来到日本的正规的留学生当中，也有人逐渐染上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开始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落后于日本，现实中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始终压得中国留学生喘不过气来。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工，但涉及色情、赌博等行业是被禁止的，然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还是有一大批学生半明半暗地在那些地方打工。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再想回头或刹车就不那么容易，相反，他们只会越陷越深。在我的班级里，有的女生一下子穿起了高级时装，还化了妆来上课，谁都明白她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我最高的工资是搬家的每小时约一千二百日元，但那些女孩子只要陪客人聊天打情骂俏，可以很轻易地拿到每小时三千日元。还有一些胆子更大的，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扒金库赌博机上做手脚，居然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挣到几千万日元，这样的巨款的诱惑，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挡得了的。
有天晚上，我正好休息，范勇和陈海波说因为我妻子刚来，要为她接风。我本不愿让别人破费，但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好，他们的盛情难却，就和爱梅去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晚饭的地点是新宿的一家高级饭店。我曾在楼下仰望过，根本不敢奢望能到里面吃饭，因为楼下的菜单上仅一盘麻婆豆腐就要两千多日元，顶得上我两三个小时的工资。更令我震惊的是，范勇和陈海波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点了一桌子的好菜，我估计至少需要花费五六万日元。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在学校虽然很平常的样子，但暗地里还是不同的。在爱梅去洗手间的空当，陈海波终于向我坦白，他们跟着一个叫小平哥的人在弹子赌场作弊，每天平均有二十来万的收入。
“我们是好朋友。你要是有兴趣，过来一起干吧。” 陈海波说，“别给人擦屁股了。”
我没多想就婉言谢绝了，毕竟，我还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一会儿，爱梅回来了，他们也没再提起这件事。
等到夜里回到我们简陋的住处，爱梅有些不满地说：“同样来了日本，人家怎么混得那么好啊？”我没做声。我想，这是我选择的生活，即使再苦再难，我也绝不后悔。
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初为何满足于做着每小时只有数百日元的体力劳动，为何我最终还是躲过了那些诱惑？人的一生是由许许多多幸运或不幸的事情纵横交错在一起的，我没有陷入到旋涡中去，实在是一种福分——至少我现在还是这种心态。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赚钱，要赚更多的钱。
于是，来日本半年以后，我又开始在歌舞伎町里一家名叫“梦组合”的人妖俱乐部打工，以每小时八百日元的工资做招待员。这家店坐落于樱花大街与剧院广场大街之间的一座大楼的二层，至今依然在营业。
当时正赶上日语学校放暑假，我每天都在歌舞伎町转悠着，想找份更顺心的工作。我对那些“夜晚的工作”始终感到好奇，而“梦组合”就属于其中之一。
我当了几天的招待之后，对那些来自泰国和菲律宾的人妖们不断重复表演的舞蹈更感兴趣。在火辣节奏和炫目灯光的交织中，穿着性感暴露的人妖们做出充满大胆挑逗意味的肢体动作。
不过，我觉得就舞蹈技艺而言，我绝不比这些靠跳大腿舞吃饭的人差，因为我从小就练习过舞蹈，而且几乎成为一名正规的专业芭蕾舞演员。在赴日之前，我在深圳待了六年的时间，是在一家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深圳虽然比不上东京的繁华，但众所周知，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又毗邻香港，深圳在中国已经是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夜生活也很充实。各大舞厅每晚都有演唱会，我的业余爱好也在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我常常担任舞台上的伴舞，收益不菲。白天，我是贸易公司的一名工作认真的业务员，到了夜晚，换上华丽的服装，我在舞厅大展身姿，成为引起女孩们高声尖叫的舞蹈明星。
于是，我希望自己曾经的舞蹈天赋能在东京派上用场。
说干就干。我结结巴巴向老板叙述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经历，提出可否让我登台表演一下。留着小胡子的老板起初对我的话半信半疑，于是，我当场给他来了个芭蕾式亮相——踮起脚尖原地一连转了三圈。他的脸上立即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下一场演出你上去试试，如果客人反响不错的话，工资给你涨到每小时一千日元。”
到了表演的时间了。
音乐轰然响起，一身黑色紧身西装的我与数名人妖开始表演“华丽”的舞蹈。这虽然是我在日本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但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仿佛又回到了深圳的舞台上。我只是跟随着节奏，随着施展着自己擅长的芭蕾舞姿，店堂里立刻响起了轰然的喝彩声，随后便一浪高过一浪。“太好了！太棒了！”“我爱你！让我抱抱——”欢呼声、淫笑声此起彼伏，顷刻之间，我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当一曲终了，我和伙伴们谢幕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夹住一张张面额一万的日元，向我伸来。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拿这些钱，只是向客人们投去笑脸。身旁的一个人妖好心地俯耳告诉我：“快收下吧！这是给你的小费。”经他这么说，我才伸手接过几张递到我面前的纸币，要不然就会被别的人妖从旁将我应得的奖励抢走了。
我来日本之后,每日都为生活疲于奔命。在这当口，久违了的舞台令我非常愉快，加上还意外地得了这么多小费，心情简直好极了。看来舞台依旧是我的挚爱。那晚回到家里，爱梅还没有睡，我拿出我赚的小费给她看，还特意在她面前做了几个芭蕾动作。她有些冷漠地问我：“干吗今天这么高兴？”
我说：“我现在多了一份工作，小费也很多。我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好的。”
“是吗？”她淡淡地笑了，“快睡吧。明天还上课打工呢。”那些天，她找了个在小作坊打包的工作，但是不久以后，随着作坊的一笔订货完成，临时雇来的人都被解聘了，她只好另找新的工作。
在“梦组合”打工的岁月里，我几乎成了那个二十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编者注）左右的店里的明星。每晚只要有我上场表演，气氛总是异常热烈。为了使我们的舞蹈看起来更富于观赏性，我和人妖商量，加入了一些新颖的动作，来观赏的客人更多了。当时，日本客人中间相互传说着，梦组合来了一个外国人，而且，会跳很专业的舞蹈。老板看我能为他带来这么多客人，见了我，笑得都差点变形了。
这正是泡沫经济时代的尾声。那些口袋里有足够零花钱的日本人,一到夜晚就频繁出入于繁华热闹的娱乐场所，花起万元面额的钞票来，随意得就像是扔掉一张张擦过鼻涕的餐巾纸一般。
少年时，我曾有一个梦想，就是到北京去从事艺术。我十三岁那年报考当时的“中国五七艺术大学”（“五七艺大”是“文革”中江青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舞蹈学院等艺术类院校合并起来，成立的所谓“综合性的艺术大学”，江青自任校长）、总政、海政、广州战士歌舞团，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淘汰。
我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从舞台上注视着疯狂的观众席。
一位看上去非常温和的中年绅士，突然将领带缠到头上，站到了椅子上，高叫着：“干！干了！”然后仰脖将手里杯中的酒一气灌了下去。
“再来一杯！快！再来一杯！”他叫道，有侍者立即将他的酒杯斟满。
店里的女演员们——不,是人妖们,在一旁齐声拍手烘托着气氛。这位客人像喝水一样一杯杯灌下肚的，那可是一瓶价值高达三万日元的法国红酒。我被日本人的这种花钱如流水般的疯狂劲儿惊呆了，也奇怪他们从哪儿能挣到这么多的钱。要知道在当时,仅仅是这位客人在我们店里一晚所花费的金钱，足以在我中国的家乡湖南盖起一座小楼了。
在休息的间歇，我有时也和人妖聊天，彼此的日语都不算好，但连比带划的，大致能明白各自的意思。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在一些杂志上看过人妖的报道，心里难免对他们有种偏见。不过，经过和他们的近距离接触，发现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他们来到异国表演，出卖劳动，其实也不过是为了赚钱。我和几个来自泰国的人妖聊天，说起将来的理想，一个说他要攒够了钱去做变性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说因为喜欢吃海鲜，将来希望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海鲜餐厅。他们问起我的理想。我的答案是：“赚钱。”是的，赚钱！但是赚钱之后又怎么样呢？我发现自己还没想好。当然了，我和爱梅第二年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一个菲律宾人妖还会说几句发音不标准的中文，比如“你好”、“再见”。据他说，他在菲律宾读中学的时候有过华人同学。对于中国人，他似乎颇有好感，原因是在菲律宾的不少华人都是当地的客户。他说，当年这些中国人初到菲律宾也曾被当地人瞧不起，特别是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当地人大多嫌弃不愿去做，而中国人任劳任怨，渐渐就有了些积蓄，然后转做小生意。时间长了，中国人变成了老板，而笑话他们的菲律宾当地人依旧两手空空。我听了这话，心里也不免暗自鼓劲：其实，现在的我，何尝不是跟那些初到菲律宾的华人一样呢？只要肯吃苦耐劳，总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的。
一般来说，虽然“梦组合”的性质是有点色情意味，但并不涉及真正的色情交易，客人们大多也是很规矩的，可是偶尔也会发生些意外。有一天，一个客人喝多了酒，突然抓住了身旁的一位泰国人妖，嘴里发狂般地叫着，大力撕扯着那个人妖身上的短裙，把短裙撕破了还不罢手。我听不大懂他含混的言语，但还是和其他侍者上前把他按住。据说后来这家伙被罚了一笔钱，几乎被送交警局，其实他是想要看看那个人妖的乳房是不是假的，有没有男性生殖器等等。我回到后台，看到那个被羞辱的人妖坐在梳妆台前哭泣。有几个人妖在安慰他，但很快音乐就要播放了，他们都不得不继续上台，强颜欢笑。我心里多少有点为他们难过，我走到哭泣的人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说了句：“没事吧？”
他还在哭，用男人的声音。我掏出刚才赚的一万日元小费，塞到他的手里。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中充满感激，但又把钱还给我。我再次塞给他：“收下吧。买点你喜欢的化妆品。”我又加重了语气：“忘掉。忘掉。OK?”
他点点头，破涕为笑。
其实我和这些人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由于语言障碍和职业的性质，彼此间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是，我常常觉得，在那种环境里，我们都是些为了生存而拼搏的同路人，不能说相濡以沫，至少也应该相互关照吧。
后来，我辞掉这份工作，和这些人妖最后告别的时候，他们过来逐一和我拥抱，气氛弥漫着淡淡的伤感。那位被我劝慰过的人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电话，甚至还有他在泰国老家的电话。他叫我将来如果去泰国的话，一定和他联系。我答应了。
那天我走出大楼，回头看了看“梦组合”闪烁的霓虹，知道自己这一段生活经历结束了。我忽然觉得很充实，经过一段这样的生活，自己增长了见识，认识了一些萍水相逢的人，也在生命中体验到了一丝丝感动。
当时，我除了上场表演之外，还得兼做招待工作，这就是我辞职而去的原因。那种无论何时都必须不断对客人点头哈腰的日本式的工作态度使我疲惫不堪，有时忍受着客人那种毫不掩饰的歧视，还必须得赔尽笑脸，实在是太累了。结果，我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坚决辞去了这份工作。同时我也知道，光靠自己的舞蹈本领就在歌舞伎町混饭吃，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辞去了舞厅的工作之后，日语学校的暑假还没有结束，我又开始每天在歌舞伎町徘徊着，想重新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像我这样，不断对工作有更高的“追求”，是留学生们的普遍经历。随便问一个来日本两三年以上的中国留学生，谁没有打过五六份工？谁没有搬过好几次家？没办法，生活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如此。
一天傍晚，当我正忍着饥饿，盲目地闲逛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将头上戴的棒球帽低低地压住眼帘，他正站在人行道中间，向过往行人手里发着什么东西。
他身上的衣服一看就不是那些拉客的，打扮土气。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我随随便便走过去，手里立即被塞上他递过来的东西。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包纸巾。日本有很多商家将纸巾做成十几张的一个小包，在包上印自己的广告，然后雇人到车站或闹市街头免费发放。我在歌舞伎町走上一趟，假如来者不拒的话，能收到十五六包。这个又是什么广告？我把它翻过来，那一面印着一些令人费解的日语。
“歌舞伎町第一家相亲俱乐部！”
“歌舞伎町”的意思我当然知道，“第一家”的单词也知道，“俱乐部”的单词也明白，可这“相亲”的日语单词我立即翻开随身带着的小词典，查明了中文的意思。但这“相亲俱乐部”的真正含义我还是不能把握，难道是婚姻介绍所么？
事实上，我们学习的日语都是教科书上的正规说法，而生活中无法从书本上得知含义的单词、用法实在是不胜枚举。在国内动身前，我也学了一些“标准日本语”，但来日本才发现，那上面教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派上用场。即使在日语学校里学的东西，似乎也有和生活用语脱节的情况。别的不说，就拿在歌舞伎町遇到的许多招牌，课本上是不可能教授的，只有我们自己去理解揣摩。
在歌舞伎町，常常会冒出许多令日本人都难以理解的新词。比如说用日语片假名写着的“流行健康”几个字，在歌舞伎町，这个词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可很长时间我都弄不明白它的意思。日语的片假名大多直接采用了外来用语。“流行”我明白，我自己就非常喜欢流行的时装，“健康”，也是我们平时常见的词。但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过，从竖在店门口的广告牌上，大体可以猜到它有提供色情服务的含义。另外还有一些词语，诸如“同伴喝茶”、“SM喝茶”、“包间裸体”，都是怎么一回事？SM，我查了字典之后明白是性虐待的英文缩写，可又如何与喝茶联系在一起呢？还有一些店叫做粉红色沙龙，它们在宣传告示上写着“花瓣旋转，三千日元”的字样，又是什么意思？虽然我能凭借想象，大体知道这都是些性服务场所，但具体含义和区别还是无从知晓。
当时，拿到那个广告纸巾的我，不但不明白“相亲俱乐部”的具体含义，更无法理解上面的价目表。
“男性一千五百元，女性免费，饮料自由。”
由于这个广告看起来没什么色情嫌疑，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向老师请教。老师看了看，笑着回答说：“到底是什么内容的店，我也无从知道。但这上面写着免费和提供不要钱的饮料，意思是明白的，即店里为了招揽更多的男客人进来，因而对女客人采取免费优惠。”也就是说，用免费吸引女客人进来，再以她们为诱饵，钓男客人进店消费？我记得当时我对这种商业手法感到很新奇。
几天后，我再次走到那个男人发纸巾的地方。不知为什么，那个“相亲俱乐部”的名词，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的脑海里赶走。莫非我与它有什么缘分？这样想着，我决定去问个究竟。
“您好！请问你们这里需要打工的吗？”
我那蹩脚的日语一下子就暴露了我的外国人身份。这个男人把帽檐压得那么低，给人以神秘乃至冷酷的印象，但当他抬起头来，我看到的眼神是温和的。他慢慢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尽量将每个词说清：“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可能不要。不过，如果你愿意做我这样发广告纸巾的活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老板。”
这真的是一份好工作！只要站在大街上往行人手里发放纸巾，每小时就可以轻易地拿到一千日元。而且上班时间完全自由，自己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不管是早上还是深夜都没有关系。如果打这份工的话，就不用担心与学校的课程安排相冲突了。我惊呆了，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机会。我被引见给了老板，他是个满面红光的中年大胖子。我向老板深深地鞠了个躬—— 一个标准的日本式行礼——请他雇佣我。老板看了一遍我填写的履历书，点了点头。我幸运地当天就被录用了。这回我也摆脱了整天泡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里的那些苦差事。
我在当天向佐藤和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辞职时，佐藤有点吃惊，他和我的关系处得不错，已经对我很信任，包括在忙的时候让我代他收钱记账。此外，我还是他讲解棒球比赛的唯一的“忠实”听众。他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了么，我说“是”，他沉默了一会儿，随后说了声“好”。接着，他委托我帮他介绍一个能代替我的帮工，要求是：“就像李君这样的。”我笑着答应下来。
情人旅馆的老太太对我辞职则抱以无所谓的态度。我又和老徐打了招呼。他问我新的工作是什么，而且问得不厌其烦。我有点烦了，所以当他问我每小时多少钱时，我胡乱编了个数字：“一千六。”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么多！你一定要帮忙介绍。”
我想自己之所以说出这个不着边际的数字，可能是虚荣心在作祟，也可能只是一个玩笑。但要我帮他介绍，这就成了一个难题。我的回答不那么干脆：“好吧。我试试看。”
“你别忘了，我可是一直很照顾你的。”他又说。
听到这里，我有些不快。照顾我？这从何说起？除了第一天向我介绍工作的基本内容，我可以感谢他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照顾的？恰恰相反，自从我来了之后，那些擦地、擦玻璃的活儿，我干了绝大部分，只是考虑到他比我年长，我才没有计较他站在一旁抽烟。
可他接下来的话更让我气愤：“你知道么？本来你干了两天后，老太太对你的表现不满意，想把你炒掉，是我帮你说话才让你留下来的。”
我压住怒气，笑呵呵地说：“是么？谢谢你。那我现在主动辞职，你就不用为我费心了。”
“瞧你说的。”他笑得有些不自然。
这不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两年后，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远远地看见他走过来，就一闪身进了旁边的游戏厅。我不想见到他，也不想听到他说我“不够意思”之类的指责。在我心里，那些人妖可以和我成为朋友，但他不能。
新的工作环境，简直就像天堂一般了。特别是能在自己喜欢的地带，想干多长时间就可以干多长时间，这一点让我体会到了那个词——自由——的可贵。我既能站在我所喜爱的歌舞伎町大街上，还能挣到钱。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美差！不过，爱梅对我的新工作倒是不以为然，有几次她只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什么时候我们能搬到大一点的房间呢？”我踌躇满志地回答她：“很快！很快！”
由于我急于挣到更多的钱，一连几天，我都站在街上拼命发纸。方法很简单，我不久就找到了诀窍——那就是微笑。我始终保持着笑脸，态度好得就像把行人当做了上帝，即使被拒绝了，我也笑着说上一句“抱歉”。顷刻之间，我就变成了一部合格的纸巾发放机器。
一天十几个小时站在大街上，脸上始终不忘微笑，眼见那些装着纸巾的纸箱一个个空了下去，老板一天比一天喜欢上我，越来越频繁地请我吃饭。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如此肥胖，他对吃有着旺盛不减的热情。坐在饭店里，看着他狼吞虎咽，简直就像我想象中的相扑运动员。我估计他脱光了衣服，系上一条兜裆带子，真的可以登上赛台了。吃喝之间，我也自然地跟他关系熟了起来，常常跟他谈谈自己的头疼事。
那些天里，我最头疼的是爱梅的工作。由于是女人，能做的事本来就不多，爱梅在国内时虽不是大家闺秀，但还算是能吃苦的人，但现在完全得低声下气地做些打包清洗的工作，实在是有些难为她了。所以等她被人辞退，心情自然变得不好，有时候还会把怨气都转移到我的身上。她看到学校里很多女生，只要有个中等的姿色，都开始从事在斯那库酒店陪酒的赚钱工作，心里也越发着急。她提出了也想去那样的店里打工的想法。一般斯那库的陪酒小姐只是同客人一起喝酒、聊天、唱歌，最多彼此拍打几下，没有过分的言行。最主要的是和客人聊天，有些客人会把在公司、家里、朋友那里都没法说出口的心事在此间倾诉，所以有的斯那库里面还清一色的都是见识丰富、善解人意的中年妇女。但是不管怎样，让自己的妻子去陪别人喝酒说笑，总是令我难以接受的，更何况我又不能时时在她身边，会发生什么，我根本把握不住。在她再次要求之下，我突然想到了自己打工的“相亲俱乐部”。这时我对这个店的经营多少已经有些了解了。所谓相亲，只不过是形容而已。说到底，这个俱乐部仅仅是都市里寂寞的男男女女们想找个陌生人聊天，谈得来的，可能会留下个电话，谈不拢的，起身就可以走开。如果她在这里，我也能比较方便地了解情况。
于是，我向老板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的妻子也来日本了，现在我们俩都在日语学校上学，生活很拮据。她现在没有工作，你能帮她介绍个轻松点的工作吗？”
来日本半年，虽然日语还不流利，但我已经能将一些简单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哪天把你老婆带来面试！”老板一边擦嘴一边说。
几天后，我把妻子领来和老板见面。在我眼里很漂亮的妻子当时就被采用了。 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第三章 真武第三章 真武
新宿位于东京市的中心，东京最多的高层建筑、很多著名的大酒店都坐落在新宿。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中国等战胜国派宪兵对东京进行管制。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头些年里，很多国民党政府派驻东京的宪兵，用手里多余下来的口粮换成现钱，然后在新宿购买土地和购建不动产。如今新宿歌舞伎町三分之一的主要建筑和大型建筑，都是当年留了下来的老一代中国华侨的产业。加上很大一部分的韩侨（包括朝鲜人），他们在“二战”时被日本人抓壮丁抓到日本做苦力，后来就留在日本。老华侨和韩侨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占有最多的不动产。在歌舞伎町，有的一整条街都是韩国人的店。现在我知道，黑社会最初在歌舞伎町的存在，是在关东大地震后，他们是一些韩侨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募捐、赈灾的社会团体，后来发展成为右翼的政治团体。日本的黑社会是全世界唯一被它的政府默认的。在歌舞伎町，黑社会的存在还起到平息很多小的冲突的作用。比如有人醉酒闹事，够不上打电话叫警察的，就让黑社会的来“摆平”滋事者，叫他掏点钱赔罪了事。黑社会有黑社会的规矩，讲黑社会的“道理”，讲黑社会的游戏规则。
秋天就要到了。依旧为经济问题困扰的我们继续着两个人同时打工的生活。我为那家相亲俱乐部做发放广告纸巾的活，爱梅则扮做店里陪聊的女客人。我渐渐发现，我们每天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晚上回到家后都很疲惫，往往是说几句话就急于睡觉。即使偶尔做爱，也很匆忙，生怕动作和声音惊动了房东。所以，有时候，我隐约会觉得爱梅已不爱我了。不过，这也许是来日初期许多夫妻的共同经历。 发放纸巾的工作做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也开始结识一些同在歌舞伎町打工的人和一些常客，这令我很高兴，至少我对这个世界，不再是个孤独陌生人了。
首先和我有交往的，是那些当初曾吸引我目光的“拉客”的日本小伙子，那些身穿黑色呢大衣的酷家伙。随后是陪酒小姐、陪客人洗澡的小姐、中国饭馆的老板、电话交友店的店长，还有一些不知整天到底在干些什么的街头小痞子。由于以前还从来没有过站在这条大街上打工的中国人，所以我成了一个新奇人物，加上还算得体的言行，很快便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我这时还没有和歌舞伎町真正的主角——黑社会有过接触。那时街上常常走过一些看上去像黑社会成员的人，他们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裤子肥大，满脸横肉，但仅凭这副外表，我还无法明确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黑社会成员。那时我对于黑社会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出国前看过的香港电影，一贯作为良民的我，也从未想过自己与他们会有发生瓜葛的可能。
如今的歌舞伎町，随处可见从内地来的中国游客，但在十几年前却并不多见。那时来到歌舞伎町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来自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外国人之中，其次多的就是韩国人。女孩子则以菲律宾和泰国的居多。
我每天站在大街上，渐渐地有一些来自台湾、香港的游客或来考察的公司职员们频繁地上来问话。
“你也是中国人吧？听说这一带有可以看脱衣舞的地方，能告诉我们在哪儿吗？”他们打听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这个话题。
那时候，每天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我一个，自然而然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成了华人游客的带路人。
遇到台湾人我用普通话，遇到香港人我用广东话和他们搭腔。虽说我出生在湖南，但因为来日本前在深圳工作了六年，所以广东话也说得不错。一些完全不能使用普通话的香港人听到我会说广东话，立即加深了对我的信任。
每当遇到华人向我问路，我都会主动停下手里的活儿。只要是自己知道的地方，我都会热情地为他们引路。作为回报，他们有时会给我一枚五百日元硬币或一张千元钞票作为小费。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歌舞伎町的地理环境和各个店铺的情况也越来越熟悉了。
有一天晚上，我带一些从香港来的公司职员们到他们要去的脱衣舞场“T”，他们居然一次就给了我三千日元的小费。这使我看到了一个商机。我的责任是站在路上发纸巾，这份工作是每小时一千日元。我每天平均要站八至十个小时，也就是说每天至多也只能有八千至一万日元的收入。可这只是偶然将几位华人带到他们想去的脱衣舞场，就得到了三千日元。凭这段时间的经验，虽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但基本上每带一次,平均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得到五百至一千日元。赶上运气好的话，一次出手就三五千日元的大方客人也不是没有。有时候，只要短短的一个小时，我就挣到了比平时站一天的收入还要多的钱。
一个是辛苦一小时挣一千日元，一个是不到五分钟就挣到和这同样多的钱。
我开始动脑筋了。如果专门做在街上为别人引路的工作可行不可行？
只想不做可不是我的性格。我立即开始行动：在发放纸巾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我的“引路人”计划。
首先，我开始改变过去只是等待机会的被动局面，只要一看见华人，就主动上前询问。
“你好！是从台湾来的吗？”
“你是从香港来的吧！”
“歌舞伎町的情况我很熟，我能帮您什么吗？”
我就是这样从侧面主动搭腔，寻找我的“顾客”。我保持笑容，问话方式尽量自然和气。
没有想到，“客人”听到问话,大都会停下脚步。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想逛一逛这个素有亚洲第一的红灯区，但去哪儿，看些什么，哪些店有意思，大多数人想尝试着进色情店铺里看看，又完全不知道到底有哪些种类、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价格如何，该付多少钱才不至于被骗，这一切他们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像什么皇居啊、秋叶原电气街、野动物园啊、迪斯尼乐园等处，在旅游指南上都有详细的介绍。可是对于世界闻名的红灯区——新宿歌舞伎町的“内幕”，却让一个外国游客感到无从入手。他们可能听说过歌舞伎町是一个“可怕的红灯区”、“到处是黑帮分子”等恐怖的描述，除此之外便稀里糊涂。大部分游客表面上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走走，那看看，但实际上心里却是既紧张又兴奋，跃跃欲试，充满好奇。
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彬彬有礼地用熟悉的母语问候他们，看上去亲切而规矩。于是,他们大都表现出在异国他乡突遇同胞、乃至老乡那样的热情，听我给他们一一做介绍。等到他们确信我不像是坏人，又不会带来危险时，他们立刻就变得非常主动，不停地提出问题。到了这一步，我的买卖就基本成功了。
我尽量采取低调的说话方式，注意不让他们有心理上的抵触。
“我可以带你们去想去的地方,并解答任何问题。如果满意的话,多少都没有关系，能否看情况付我很少一点的小费？”
我几乎没有遭到过拒绝。就这样，我迈出了“引路人”的第一步。
就在我偶然赚到三千日元那天，我乐颠颠地返回我的工作地点，却发现那条街上的气氛有些异样。
歌舞伎町主干的第一番街，地处中间的咖啡店“上高地”周围，忽然聚集起一大群人，大约有二百人左右。我开始以为也许是个较大的旅游团，但那些人的样子可一点也不像是来旅游的。
每一张脸看上去都不同寻常：有的人脸上留着很大的疤痕；有的身形高大，剃着光头；有的穿着背上绣着龙图的闪闪发亮的衣服，脸颊肿胀；还有的穿着纯白西服套装,里面是黑色衬衫，系着非常艳丽的领带，脖子上还搭着长长的白色围巾。他们简直就像是一些直接从黑社会电影上走下来的人物。
不一会儿，他们整队排成了四五列，向剧院广场方向进发。刚才还都站在路中央自信十足招揽客人的男人看到他们，都慌忙站到路边，一律将两手背在后面，毕恭毕敬地一动不动，要么就是堆出谄媚的笑脸，不断恭维着他们。
一个拉客的日本人悄悄向我耳语道：“看看！又要开始了！这是他们的惯例，很可笑吧？”
这群人就是黑社会团伙。那个和我低声交谈的日本人告诉我，这群黑社会团伙至少一个月“巡街”两次，多的时候每个星期都有一次，在歌舞伎町走上一圈。实际上，可以解释成一种有威慑的行动。
在剧院广场周围，“巡街”的黑社会成员们悠闲地踱着步子，很多人看热闹似的聚集起来，他们在议论着。
“看！那家伙可真够壮的！”
“哎！那位一定崇拜高仓健！”
“这边的一个长得像不像章鱼？”
“那位年轻的，肯定在吸毒！”
“他们是‘极东会’的吧！”
“应该是‘住吉会’！”
“要是他们能光着上身给我们看看就好了！”
……
这幅景象在当时给我一个感觉，一般的日本人虽说还是害怕黑社会，但骨子里却好像又喜欢他们。
歌舞伎町就是这样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
打这以后，我无数次地目睹黑社会的这种示威阵容，但都不如第一次看到的那般印象深刻。一次几百名黑社会成员一起列队行进的景象真是壮观。另外，这种“游行”并不单是一个团伙的专利，在面积仅有半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居然有几十个黑社会团伙的据点，总人数据说要超过两千名。三大组织：山口组、住吉会、极东会都各有自己的地盘，每一个团伙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列队行进。这条街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黑社会的一统天下。
如今，这个歌舞伎町一景——“黑社会大游行”，由于被警方一再严厉制止，次数少了很多。虽然偶尔还会遇到，但比起十几年前来，规模也大不如前。从外表来看，也还是过去的黑社会成员的形象更加威风。泡沫经济时代的黑社会成员比较招摇,只要看一眼就可以断定。但现在的成员们大多数在穿着和发型上，已经与普通人没什么不同。那种黑社会成员所独有的传统发型早已消失。就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过去时代黑社会成员的打扮。
我已经渐渐无法忍受上语言学校的日子了。在那些大多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同学眼里，我简直就是一个“大叔”。日语作文课上常常被他们取笑的遭遇更让我失去了信心。事实上，范勇和陈海波早就不来上学了，他们热衷于在弹子赌博机上赚到更多的钱。此时，我也开始动摇了。如果说为了学语言，那么无论去不去学校，我和爱梅都可以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实际应用中掌握这门外语。10月中旬，爱梅就开始逃学了。
年关很快就要到了。
泡沫经济进入了最后一波。12月份，上班族们拿到了相当于几个月工资的大笔奖金，歌舞伎町开始连日处于名牌汽车接踵而至的高峰期间。这种时候，平时很少涉足此间的普通市民也纷纷拥来了，个个都像中了邪一样。这里到处充斥着喝得醉醺醺的客人、大声喧哗的大学生们、肆无忌惮随地小便的中年职员们、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争吵的年轻人、在马路中央大口呕吐的年轻女孩、目中无人而激情拥吻的恋人等等。总之，这是个亢奋的世界。
这就是“引路人”大赚一笔的好时机。他们中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都将自己的声音提高一个调门，使尽全身解数争抢着客人。每个人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先生！晚上好！你想找个地方玩玩吗？”
“天冷，洗个澡吧！回去就不用洗了！”
“可爱的菲律宾女郎会带给你销魂的两小时！”
“一万元！只要一万元！”
还有些拉客的更是直接：“先生！你想打炮吗？不想试试吗？”
这些拉客的喧嚣声；醉酒的客人的狂叫声；一间间店中传出的嘈杂音乐；街上播放广告的喇叭声；靖国大街被车塞得水泄不通，车又只有绕道掉头，长龙般的堵在一起的出租车按出的此起彼伏的笛声；不断开过的警车和救护车的尖叫声……这一切混杂在一起，像是一股翻腾不已的巨浪盘旋在狭窄的街头，冲击着我的耳膜、我的脑海、我的心脏。
仅仅站在那儿，我就已经兴奋得不能自制。
在人来人往的歌舞伎町第一番街上，我拼命寻找着华人游客的身影。一个星期前，我已经辞去发纸巾的工作，正式干起专门为外国游客“引路”的行当。
最终促使我下决心专职为外国人“引路”，是与脱衣舞场“T”的老板谈妥付给我拉客回扣之后。
当时，台湾和香港来的游客最感兴趣的是日本的脱衣舞表演。我在发纸巾的间隙，曾多次带客人到这家脱衣舞场，不知不觉中就与店里干活的人熟络起来。仅仅凭客人心情的好坏收一点小费是不足以保证稳定收入的。于是，多次来这家店后，我辗转托人向老板提出可否给我些拉客回扣的建议。
刚开始的时候，老板一直拒绝见我。
“喂！没用没用！没有人介绍，我们老板是不会见你的！”
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
那段时间，我频繁地踏入这家店门。我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也没有“贿赂”店里的某个人，我只有靠自己的实力博得认可。于是，我玩命地为他们拉客。
“我知道一个很不错的脱衣舞场，要不要我带你们去？”
一个又一个客人就这样被带到了那里。这些客人就是我的“武器”。
一天，我又给店里带去十几位从香港来的旅游团成员。突然，从里间走出来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面色阴沉的男人。他向我招手让我过去。
“你就是李君？不错嘛！一个人带了那么多客人给我。我们谈谈吧！”
我兴奋极了，但假装镇定，笑着恭维他。
“哪里哪里！谢谢夸奖！是你的店很有特色！”
我在日本学到的获得成功的诀窍之一，就是懂得向别人低头。按我本来的个性，这样做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但是中国人的传统是外圆内方，而且，以我在歌舞伎町快一年摸索出的经验，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如果不保持低调，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只要稍稍低低头，对方的态度就会完全不一样。
因此，我觉得要想在日本生存，就要实际一点，首先把面子丢在一边。
但是，我并不是说只要表面低头，实际可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起初我向别人鞠躬、打招呼时，确实是有自己的目的。但渐渐的，我发现，保持低调、谦虚谨慎实际上也应该是一个人起码的做人原则。
于是，那天老板和我达成了协议：每拉来一位客人，分得五百日元。这是当时我可以拿到手的回扣额度。现在当然觉得太低，可在当时我已经相当满意了。因为这之前，客人中有的会付我小费，有的则用一些实物，比如说啤酒什么的作为替代，还有些吝啬的仅仅说声谢谢就扬长而去。由此可见，想依靠小费是无法保证稳定的正常收入的。但眼下不管多少，只要带去客人就肯定会有报酬！这更加坚定了我以“引路人”为职业的信心。
我越干越欢。除了华人，只要外国人我都会上前打招呼。一连几天，我都给“T”舞场带去了二三十名客人。那个阴沉着脸的老板愈加器重我，开始对我露出笑容，给我的提成也直线上涨。现在，我已经可以拿到五分之三的提成，成交金额以客人的实际消费额计算。比如说，一个客人付了五千日元的费用，那其中的三千日元就是我的所得。
渐渐的，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和一个一个店签下协定。这些店有各种形式的。从最初的脱衣舞场，到粉红色沙龙、性感澡堂、人妖俱乐部各类夜总会等色情场所，乃至酒店、舞厅、小饭馆，还包括专门经营黄色书刊、录像带的商店，贩卖成人性用品的商店等等。从90年代后期开始，又增加了中国人与韩国人开办的如同雨后春笋般的色情按摩店。
即使是做这样一个职业，我也有自己坚持的原则，那就是我从不做欺骗同胞赚黑钱的不道德的事。我所选择的可以介绍的店铺，都是一些公认的“优良店”。我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优良店”的信息，直到我确信真的是“优良店”时，才会正式签约。这和大多数“皮条客”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人当中，很多都是谋划着里应外合、共同骗取客人钱财的勾当。从一开始，我就对自己发誓，绝对不赚昧心钱。
来到日本将近一年的时候，我作为歌舞伎町第一个“中国引路人”，踏上了遥远的征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这个工作只是一时之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这项工作中也蕴藏着为人处世的道理，它让我伫立在歌舞伎町的街头，看遍了歌舞伎町人的悲欢离合，看遍了日本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到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潮涨潮落。
1989年来临了。这是我在日本的第一个元旦，日本人不过春节，而是把元旦视为最重要的新年，我还有点不大适应。
爱梅这一段时间对我忽冷忽热的，尤其是在我辞退了发纸巾的工作以后，她对我的态度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有一次她略带调侃地问我：“引路人先生，你就不能多一点长进吗？”我发现她准备上班去的盛装的背后，隐隐露出些嘲笑的味道。
“我会证明给你看的。”我向她保证，而她不过淡淡一笑。
她像往常那样，到相亲俱乐部上班，日语水平提高之后，也不固定地开始与一些客人在俱乐部里聊天“约会”。但我的新行当草创不久，占据了我绝大多数的精力，使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她的举动。
我把发纸巾时混熟了的第一番街作为自己的据点，一个月了，一切相安无事，与周围的各色人等的关系也处得不错。我开始安心于自己的这份工作。
我买了一件那种向多日的黑呢大衣。虽然属于价格比较便宜的一种，但终于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更酷一些，就像那帮 “拉客”的家伙中的一员。虽然这是有点虚荣的味道，但是我想，日本皮条客之所以这么看重身上这套行头，关键也是为了给人一种温和正规的形象，让人放心。于是，我也为自己披上了这层“黑皮”，却一点也没有想到危险即将来临。
那是个下着雨的寒冷冬夜。我像往常一样，在傍晚七点钟来到第一番街“上班”。或许是雨天的缘故。街上的客人很少，更是见不到几个外国人。
偶尔也不妨拉拉日本客人。我冒出这个念头。于是，我开始招呼过往的日本人。可是，虽然几乎没有哪个日本人愿意停下来听我这个外国人讲话，我却犯了“忌”。
晚上九点多，我换了个地方，站到平常一些身穿制服的日本人站的第一番街和剧院广场大街的交叉口上。那时，这一带的几座大楼里有许多正火爆的迪斯科舞厅。
一个身穿黑呢大衣、长相冷峻的年轻小伙子带着四五个同伙径直冲我走来。虽然没有说过话，但我知道他。他是与附近数家迪厅有协约的“拉客”商之一。
他们刚来到眼前，我的肩膀上就重重挨了一拳。
“喂！你不是发纸巾的吗？谁允许你来拉客的？”
我被突如其来的拳头打了一个趔趄，但迅速稳住了身形。我挺起胸膛一字一顿地说：
“我自己！我又没有给谁添麻烦。招你惹你了？”
我这时才明白，原来周围的人还一直把我当成发纸巾的。所以，在这起初一段时间的“引路”过程中，我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喂！外国杂种！狂什么你！”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像小痞子那样叫骂着，飞起腿就给了我一脚。那一脚可真够狠的，正好踢在我的胯骨上。一种火辣辣的感觉钻心般地疼。
我握住了拳头。
可是，如果对手只有他一个人的话，我是绝对不甘示弱的。我本来就天生好斗，哪能白受人欺负？可别小看了曾是芭蕾舞演员的我。一说到芭蕾，许多人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跳芭蕾的男人缺少一种阳刚之气。想想看，演芭蕾舞时，男演员常常要举起女演员，还要姿态优美，像举一枝花那样轻柔地将女演员举过头顶。还要令人看上去一脸平静，那可是需要力量的差事。如果运动神经迟钝的话，哪能做得了那种行当？
然而，对手不是一个人，而且可能还不止围攻上来的这几个。在这条街上的中国人可是只有我一个人。我力单势薄！如果还手的话，连周围的另外一些日本人都会成为新的对头。他们肯定会一拥而上的。我一边倒退着，一边寻机逃跑，但没有一点要“谢罪”的意思。
我假装被他们逼到了距第一番街出口有二百米左右的剧院广场上。广场上的人很多，这里是最容易逃跑的唯一场所。
但那帮家伙还是抢先围攻上来动起了手。
我护住自己的致命处，把身子蹲下，只有挨打的份。雨伞打在头上，肚子被皮鞋踹着，大衣被撕扯坏了，我摔倒在了地上。
刚刚新买的大衣完了！
可是我能感觉到他们有些手下留情，原来他们并不想太把我怎么着。我挨着打，心里却松了口气。看来，这帮家伙并不狠。
很快，他们住了手。我瞅空哧溜爬起来，向剧院街上的派出所方向飞奔而去。
“站住！”
他们手里挥着伞在后面追着。
我一口气冲进了派出所。
几个小子在派出所门外停下来，忿忿地看着我，却不敢上前。一位警察见我闯进来，吃了一惊：“怎么回事？”
我装作轻描淡写地说：“没事，打了一架。”
挨打的第二天，我照旧站在了大街上，身子挺得笔直，脸上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虽然昨晚回家，爱梅看着我的惨相，又是埋怨，又是心疼，她带点刺儿地数落我：“你看，你这份闲差吃力不讨好吧？真不知道你干吗不继续发纸巾？要么找个别的工作不也是很好？现在倒好，弄了一身伤回来。”我没有说什么，可是，我觉得我就这样罢休实在是太懦弱了。我天生就是不服输的个性，怎么可能在这节骨眼儿上低头呢？！这种时候，只要我有任何退却的想法，就会完全被他们日本人瞧不起，以后都免不了任人摆布。明白了这一点，我强忍着疼痛，重新“潇洒”地站在了歌舞伎町的大街上。不过，我的心里却还是有点紧张，担心随时会再遭到袭击。
幸亏那个带头围攻我的小伙子看到我时，明显地愣了一下，却没有别的举动。我小心地招揽着生意，自然也不再招呼日本客人。当我带着客人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们只是乜斜着眼睛瞪着我，没有再次出手。这一天就这样平安地度过了。
接着，又是一个星期平安无事。然后，我认识了真武。
从 “上高地”咖啡馆走出来的真武，起初用一种瞧不起人的眼光从上到下打量着我。
他的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身高超过一米八，体重至少也有一百公斤以上。起初我还以为他是电视里经常能看到的相扑运动员。他的脸很小，与肥胖的身体非常不和谐，但看上去很凶。淡淡的眉毛两边向上挑起，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他在上唇留有一小撮胡须，头发长长的紧梳在脑后。身上穿着黑双排扣的西服。凭直觉，我知道他是“道上的人”。
他用咄咄逼人的眼光紧盯着我，而后开口道：
“这位兄弟，没见过啊！外国人？中国人还是韩国人？”
他说话的声调出奇的高。一个星期前发生的事一下子占据了我的脑海。这个男人莫不是那帮人的黑社会后台？看得出来，他其实已经知道我了，只不过在找搭腔的借口而已。我立即满脸堆笑。
“你好！我姓李。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没想到他却大声笑了起来。这一笑，倒意外地显得很可爱。
“啊！啊！啊！真是一个懂礼貌的中国人！兄弟，你每天都在这儿？”
我开始回答他的提问。
“是的！我是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
“导游？兄弟是旅行社的？”
“不是。我自己干。专门为来歌舞伎町观光的外国游客介绍饭馆、脱衣舞场什么的。”
“是吗？那谁给你钱呢？”
“我带客人去的店里付给我。”
“那不就是拉客的嘛！明白了！明白了！原来最近中国人也开始拉客了！我还不知道啊！兄弟，你后面是哪个组的？”
“后面？”
“我是问你，你受谁的保护？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就一个人。”
他的脸变了。
“你这家伙原来没交钱啊？”
“给谁交钱？”
“站在这儿拉客，得交保护费。难道你不知道？”
“不知道。我真的就只是一个人。对谁也没交过钱。”
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我明白了。跟我来一趟！”
后台的事情其实我也听到过点风声。为了能拿到回扣，我连日带客人去脱衣舞场“T”时，店里的人曾好心告诫过我。
“小李！你快找个后台吧，哪天会出问题的！”
可我舍不得出钱交什么“保护费”。况且过去站在大街上那么久，也从未有人找过麻烦。所以，我并没有把他们的话当一回事。直到一个星期前遭到那伙人的袭击，我才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整个歌舞伎町的每一个角落都有黑社会在管辖，没有他们的许可，就在这儿做生意，那如同把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我这样没有任何后盾，就自作主张，而且还是一个人单枪匹马，不被别人算计才怪呢！
那次的事让我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看来，没有“后盾”是不行了。真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
真不知道这位黑社会的大哥，到底是我的幸运女神呢？还是仅仅只是个将要给我带来不幸的胖子？
我被带进了“上高地”。
“先点上点儿喝的吧！”
坐下后，他态度和蔼地将桌子上的价目表打开递给我。我心里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却故作镇静，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点了杯冰咖啡。
“兄弟！别担心价钱。今天我请客！肚子饿了吧？不用客气，点些喜欢吃的吧！来碗意大利面条吧？不喜欢？那来份咖喱饭怎么样？还有别的呢。点哪个？”
他热情地劝我吃点东西。我哪里有心情吃饭？我担心这是个圈套，于是小心而坚决地拒绝了。
“不想吃啊？那就算了。不过，我倒又想吃点什么了，他妈的，刚刚才吃了三明治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叫了咖喱饭，还没忘记告诉服务员要大盘的。
随后，我们聊起了天。内容却没有一句是关于“后台”的，而是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起来。
他好像对香港情有独钟，谈吐粗俗，完全是一派黑社会作风。
“我可是太喜欢香港那鬼地方了。菜的味道好，气候温暖，漂亮女人又多。你呢？从哪来？”
我开始胡诌。
“我就是从香港来的。”
在深圳期间，我去过好几次香港，面对一个日本人，倒不怕穿帮。
“嗬！嗬！嗬！那可太好了！今天交了一个香港朋友。下次再去，可有人给我带路了。”
“那是一定的了！大哥！你那么喜欢香港？”
“别叫我大哥。叫我真武就行了。大伙都这么叫的，你也这样叫好了。”
“好吧！”
他的大笑声在店里回荡：“小李！从今往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说着，他把自己的BP机号码告诉了我，然后拿起桌上的收费单向柜台走去。
几天后，沉默了一段时间的那伙日本皮条客再次挑起了事端。我站在剧院广场上正吸着烟，突然背后被人猛推了一下。
“喂！外国杂种！又痒痒了是不是？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知道不知道？你狂什么狂？还敢在这里抽烟！”
那个冷峻的小伙子说着抓住了我的领带。
我没有表现出一点软弱。“我抽烟，碍你什么事了？”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我把他的手甩开，快速向“上高地”跑去。
对方追了上来，但却在门外停住了脚。
幸好电话没人在打。我掏出真武的BP机号码，拨了过去。
“请问这里有一位姓李的先生吗？”
真武马上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希望他能赶快来一趟。我想寻求他的帮助，同时也想借机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
几分钟后，真武就出现在上高地门口，简直比消防车还要快。
当看到真武跟着我来到剧院广场时，刚才还很猖狂的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看来他知道真武。
真武走到他的面前。
“喂！这位兄弟，打搅一下。他是我的人，你跟他把关系搞好一点！”
那家伙定定站着，一动也不敢动。
“是吗？原来是‘千叶联合’的人啊！”
他装出平静的样子，但声音却掩抑不住他的恐慌。真武和蔼地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
“没错！多关照着点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身为T联合组员的真武并没有正式做我的保护人，他只不过口头上说过一句“有什么事尽管找我”而已。
按“道”上的规矩，必须每个月付给这片管区的黑社会组织一定数额的“保护费”，然后才能开始工作，但为什么真武并没有向我提出这个要求呢？两年后，他从歌舞伎町消失了。但在这两年期间，我从未付过什么保护费，他也没有对我提过类似的要求。
不知这一内情的歌舞伎町里的人们，时不时看见我站在街上和真武一起聊天或行走，都错以为“那个姓李的后面撑台的是T联合组织”。由于这层关系，此后的整整两年时间，从没有人再找过我的麻烦。包括那些打过我的那帮拉客的家伙，后来见到我还平淡地点头，算是打个招呼。
于是，我没有花费分文，就占领了从第一番街到剧院广场前的这条路，作为自己的“地盘”。
真武果真并不只是个胖子而已。 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第四章 艳福第四章 艳福
当我开始新工作的同时，妻子爱梅在相亲俱乐部也干得非常起劲。
相亲俱乐部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歌舞伎町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店铺。我也是在爱梅在内打工之后才完全明白了它的种种规则。男客人进去后，要先在前台付最初三十分钟时间的一千五百日元的门票费用，并可以得到一杯饮料。女客人不仅门票免费，最不可思议的是，她们在店里所有的消费都是免费，比如她们可以随意点些饮料和比萨饼、意大利通心面之类的食物。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想也不会有吃饭不要钱的地方。所以这一点一度令我很是惊奇，我怀疑老板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在店内，男客人的座位和女客人的座位是分开的，并呈面对面形式的排列，每张桌子上都有号码牌，乍看上去真有点像举行谈判的会议室。这就更让我不解了，男人们到这里来到底做什么呢？难道仅仅只是在这里与女人们对饮谈天而已？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们去斯那库酒店岂不是更好？至少那里可以和女人们坐在一起，不用摆出这副假惺惺的君子做派。
原来，在男客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便笺簿和一枝笔。当他看中哪位女性时，就会将桌上的号码写在纸条上，并写上一些诸如“想请你一起喝一杯，可不可以给个面子”之类的话，经由店员转交到对方的手里。如果这位女性也中意对方，同意他的请求的话，他们就可以移到早已准备好的另外一边的双人包厢，但这时男方必须向店里交纳包厢费—— 一万日元。进了包厢后，男人尽可以去努力讨得对方的欢心。如果两情相悦，这之后两个人再去什么地方，店里就管不着了。但是，女方有自我的选择自由。如果话不投机，她就可以随时退回女性座位，等待新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相亲俱乐部的真实内幕，并不是像字面上写的只是提供男女相识的场所。我弄清楚之后，着实不大情愿自己的妻子去做这样的工作。不过，爱梅给我的解释让我又多少有些放心。
她告诉我，要想赚钱，店里往往会在规矩上做些手脚。最常见的是他们会雇一些女性充当“诱饵”。这些“诱饵”在接到男客人递过来的条子时，当然从不会拒绝，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对方是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的问题。随后她移到包厢去时，男客人付的那一万日元，店里和充当“诱饵”的这个女性对半平分。
店里偶尔当然也会来个把无聊女客人，但基本上，所谓的“女客人”都是店里雇的“诱饵”。尽管爱梅是个连日语都讲不了多少句的外国人，但由于相貌不错，她却是接到纸条最多的“红人儿”之一。只要她拒绝跟男客人出场，她就可以不断往返于女性座席和包厢之间，一次往返，就能到手五千日元。最多的时候，她一个晚上被十个男人指名坐到包厢去，一晚上就挣了五万日元。平均下来，每天至少也能挣到两三万日元，远远在我之上。当时我的月收入，包括“引路”得到的小费在内，不过只有二十至三十万日元。
不过，从在相亲俱乐部打工开始，爱梅去学校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到了1988年10月中旬，她没有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彻底放弃了学业，天天都忙着在俱乐部里陪客人聊天。1989年初的时候，我正忙于开拓“拉客”的市场，对她的工作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我们都在辛苦打工，为了我们的未来打拼，我不相信她还能相信谁呢？可是，她对我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有时候，我努力试着让她开心，不断重温我们在国内时的快乐回忆，毕竟，和爱梅在一起是我的第二次婚姻，我确实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但是，人在异国，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由我们自己百分之百地掌控得了。
爱梅的冷漠渐渐演变成了我们之间的争吵。
“昨天你是不是没回店里？”
“回去啦！和客人一起吃完饭就回去了！你先回家了，当然不知道！”
“撒谎！我已经问过店里的人了！你不是店里的‘诱饵’吗？为什么要和客人去吃饭？”
“那客人有钱。陪他吃次饭就给我一两万，你不是也知道吗？不是说好了两个人一起拼命挣钱，换个大点的房子住吗？吃个饭你都要管。”
“胡扯！你最近的态度怎么想怎么不对。和客人出去的次数太多了点吧！我看你是被钱冲昏了头了。” 我发火了。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醋味。我想，我是深深地爱着她的，所以即使只是看到她跟别的男人单独在一起吃顿饭，我也难以容忍。我每天在街上目送她和客人走出俱乐部，心里都要妒忌得发狂。说是去吃饭，没准是去情人旅馆吧！我的疑心越来越重，以至于我得空的时候就跟踪她。那次我一直跟着她和她的男客人走进一家台湾小吃店，站在橱窗外看着他们落座。妻子一侧头就看见了我，神色间闪过一丝不快，然后把头扭过去不再转过来。我心里酸溜溜地转身离开了。
“你给我收敛着点！有本事多挣点钱回来。还导游呢！别笑掉我大牙！”她冷冷地看着我，漂亮的脸上充满了恶毒的嘲讽。
我沉默了。
是的，挣钱没有妻子多，一直是我感到抬不起头来的事。爱梅其实说得没错。当时的我正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发财之道——“引路人”而对未来满怀着希望，但实际上在她眼里，我只不过是个丢脸的没用的丈夫而已。
吵架的次数随着日本气温的上升而悄然增多，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双方的火气却与之成反比，说出来的攻击对方的话也愈发尖刻、冷酷、不留情面。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为家庭付出的劳动被贬得一钱不值，工作能力受到质疑和否定，这种打击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关乎个人的基本尊严。我想，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她了。虽然她也在挣钱，但来日本最初的半年里，是谁起早贪黑，玩命地挣出两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的？况且我从没有偷偷留下过一点私房钱，也没有乱花浪费，我一直在说：“我挣的钱就是咱们家的钱！”我对于她，一切都是透明公开的。
前几次吵架之后，我还试着讲一番道理，争取能够说服她，感化她。但爱梅反而更加放肆起来。
“你说你到底到日本干什么来了？上学不行，钱也挣不到，还反过来找我这个拼命打工的老婆的麻烦。每天只能站在大街上发发纸，给那些有点钱的游客献献媚，一点点可怜的小费你就满足了？你不觉得害臊吗？”
爱和恨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张薄薄的纸。我的忍受能力和心理防线，在不知不觉中濒临崩溃了。我在那一刻，第一次觉得妻子的脸不再美丽，反倒有些凶恶。这是我曾幻想相伴终身的人么？这是我当初许下海誓山盟的对象么？这是我全心全意想要维护的家么？
为了让自己乱糟糟的心情平静些，我便经常去钱汤（日本的公共澡堂）“避风”。
“啊！……真舒服！”
我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一样叫唤着将身子深深沉入水里。
浸入接近50摄氏度的热水当中，我把与爱梅争吵的痛苦和烦恼忘到了脑后。什么也不去想，让自己全身心都接近空白的状态，只是享受这一刻。
从水里上来后，我用一条浴巾缠在腰间，再要一罐加牛奶的冰咖啡，慢慢地品饮，那是我那段时间里少有的悠闲时分。
这时候正是日本的夏天，东京虽然没有我的故乡湖南那么酷热，但也有两个月的酷暑。平常我在大街上给人引路，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不仅身上出汗，双腿也很疲倦。在家里没有洗浴设备的情况下，只好来钱汤了。
说起来，日本的钱汤分为冷水、温水、热水三种，有的还附有药浴池和桑拿室，而且钱汤都是极为整洁的，客人要先用淋浴把身体清洗之后才可以进水池，所以不会像国内的公共浴室，水池子里到处飘着肥皂沫和人体的皮屑。
不过，我第一次进钱汤时，还是吓了一大跳。进到写有“男汤”的门里面，我看到柜台上坐着一位老太太。在这里要付几百日元的门票，然后更衣再进澡堂。可是我感到非常害臊，因为柜台上的老太太可以将更衣室一览无余。难道我就在这里脱光衣服？是的，因为我前面的一位已经开始脱了。老太太或许还好说，有时坐在上面的竟是老太太的女儿，那姑娘看上去最多也只是名大学生。于是，我通常尽量躲在角落里，蹲在那儿脱去衣服，不忘用毛巾紧紧挡住私处，然后飞快地跑进澡堂。其实人家都不怕看，我又怕什么呢？早就听说过日本有男女混浴的习俗，幸好这钱汤是男女分开的，否则我恐怕都没胆量进来了。从这件小事里，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一些文化特点，比如性的禁忌就不像中国那么严格。在有的地铁车站，男女厕所竟然是在一起的，女厕所在里面的几个单间，首先要经过一排男人的小便池。我也曾感到惊讶不已，尤其是我在小便的时候，听到女人从自己身后走过的脚步声，我的脸立即就红了。
在钱汤里，我还遇到过一件让我吃惊的事。那是整个后背上都雕满了异常鲜艳的文身的黑社会成员。在我看来，那幅以皮肤原色为基础的文身画得非常漂亮，像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当然，初到日本的我在钱汤见到他们时，着实吃惊不小。我总是尽量离他们远远的，只是用眼角余光偷偷地看，以免那位老大心情不爽，给我自己找上麻烦。
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喜欢上了钱汤，当然更盼望着去日本那些著名的温泉一游。在爱梅刚来不久的时候，我曾带她去过钱汤，回来后我还说等生活安定了要一起去温泉，在那边住上几天。她笑着说好，样子看上去很幸福。可惜，时间一转眼，我们恐怕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但是，问题还不止这个。
直到现在，在歌舞伎町里打工的中国人中间，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没有合法签证。他们大多是签证过期又不愿意回国而留下来的，也有一部分是以坐船或假护照的方式偷渡来的。还有更多的先拿留学签证，来日后不读书，再设法拿结婚签证的。他们的目的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更确切地说，在没有被日本警察抓住之前，有一天就赚一天的钱。在那些中国夜总会和按摩店里，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入国管理局和警察的追捕，在胆战心惊中“工作”着。一旦被抓住，她们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是被遣送回国。当时，我和爱梅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难题。是否继续上日语学校，对我这个老学生来说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学生签证却会因缺课过多而无法延长。那时，我们两人之间也经常会为这个问题争吵。
“爱梅！不去学校就会拿不到签证的！”
“那又怎么样？如果被抓住的话就老老实实回国呗！”
“你说什么呢！那样的话，当初何必还要来日本？”
“我本来就没有想来！还不是你整天吵着要来才跟着你来了！再说你不也是不好好上学，整天在歌舞伎町里混来混去，还做什么‘导游’呢！钱也挣不来几个，要不是我的这点收入，我看我们恐怕连房费都交不起！”
爱梅的脾气越来越大，说话更加不顾全我的面子。我虽然对她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很反感，但签证的问题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才行。我可不愿意一事无成地逃回去。而且，除了金钱之外，我在日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回想起来，那时我来日本的最大理由其实是学习服装设计。在长沙的时候，我就当过一段时间的缝纫工人。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作为一家服装公司的员工，我对剪裁服装也非常感兴趣。另外，我还在工作之余参与组织过当时在中国还很少见的服装模特表演。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自己设计的服装能穿在那些模特的身上展示于T型台。而日本的时装大师森英慧、高田贤三、山本耀司、君岛一郎等人在中国时装界也非常知名，所以我一直向往着，在与法国、意大利齐名的世界时装先进国度日本，得到一个正规学习的机会。于是，我拿出了在深圳工作六年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日本。眼下这个志向还没有任何进展，我怎么可以轻易回国呢？
不过，我在日本的运气应该是不错的，好像冥冥当中会有一只手，每当我遇到困境，它在节骨眼上总能帮我柳暗花明般地解脱出来。我已经很多次遇到这种情况，用语言是难以说清的。用传统的话讲，在关键时候，我总能遇到贵人相助，简直就是一种神秘的“缘分”。
这一次同样如此。
一天，我和“相亲俱乐部”的老板一起去吃饭。我和他已经很熟悉，自然地就把心里话全向对方掏了出来。当我说到想学服装设计时，老板告诉我，如果真要上的话，“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很有名气，而且学校的地点就在新宿附近。听到这个消息，我坐不住了。第二天，我就直奔当时位于西新宿高层建筑第四十四层的这所学校。
我又一次碰上了扑面而来的好运气。80年代后期，正是“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刚刚开始扩招留学生的时期，学校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亚洲留学生，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却一个也没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中男性学设计专业的仅我一人。因此，学校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事实上，我的突然上门求学在恪守程序的日本人看来，应该是有些唐突的。但尽管我毫无准备就贸然前来，学校方面还是迅速研究了接收我的可能性。很快，只履行了极其简单的面试后，我就被顺利录取了。作为“第一名中国大陆留学生”，我受到了学校热情的款待。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日语学校的签证最多只有两年，这所专门学校（中专）居然和大学一样，共需要四年时间。也就是说，只要认真上学，我在四年之内的签证都有保证了。不但能学到我朝思暮想的服装设计，而且还能拿到长达四年的留学签证，简直是两全其美。况且学校和我的打工地点又同在新宿，省去了太多的时间和麻烦。
但是，爱梅的签证怎么办呢？日语学校虽然还保留着她的学籍，可她却早已不再去学校上学了。没有出勤率，签证自然无法指望，而且继续拿到留学签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也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去咨询时，才第一次知道：四年制的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专科，该校留学生的配偶可以拿到陪读的家属签证。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签证就都不用担心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学费。“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费一年要一百二十万日元。这对于那时的我，可是个天文数字。一般的私立大学学费也不过七八十万日元，国立大学更是几乎免费，只有医学、艺术等学科的学费最高，而“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虽然是个中专，但由于专业的特点和在业界的声望，再加上该校的毕业生几乎有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因此学费完全是大学中的高昂水准。
我那时想，看来只有拼死打工这一条路啦。
说老实话，我绝不是那种清高之人，我是个凡夫俗子，是个市井之徒，是个想有更多的财富、想吃遍美食、想拥有名牌的有贪欲的普通人。中国很多留学生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不受任何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干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最终获得了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多少年来，街头巷尾像这样的美谈数不胜数，但在我看来，至少在日本，这些大多都只能称之为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也许这个世界上真有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之人，我甚至相信一定会有，但我在日本的这些年来，看到了太多的反证。
我需要钱，至少钱能帮助我实现梦想，只不过，在追求的程度和方法上，我保持了一定的克制。范勇和陈海波有时给我打电话，他们还劝说过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记得范勇和我说：“小李，你来吧。我现在每天赚几十万，都没时间去花啊。”每天几十万，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数字，但我还是没有动心。而且，就在我活动区域的歌舞伎町的街上，我看到有些老虎机赌博店开始在店门上贴出了告示：“中国人禁止入内。”此外，我遇见过一个中国人在赌博店作弊被发现后逃出店门，但很快被几名店员追上，随后挨了一顿痛打，等到警察来将他带走时，他满嘴是血，好几颗牙齿被打落了。我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也不愿提心吊胆地偷钱。我这种人，充其量只是耍点无伤大雅的小聪明。活到今天，归根结底，我也许不过是一个愚钝、平庸而笨拙的家伙。但也正因如此，我得以更长久的生存，甚至还得到了一些突如其来的惊喜，比如我生命里的第一个日本女人——苇子。
说起来我都不敢相信，我初次认识苇子，会是在1989年初那个冬天的晚上。跟爱梅之间的冷漠和拉锯让我筋疲力尽，我蜷缩着身子，站在寒冷刺骨的北风当中，看到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走进了爱梅工作的那家相亲俱乐部，不过她不是店里雇的“诱饵”，而是作为客人。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当她一脸无奈的神情从店里走出来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正在发放纸巾的手。
她梳着80年代末最流行的披肩发，丰腴的脸颊白嫩得如同日本的传统偶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一种发自身体深处的温情，涂着鲜艳唇膏的嘴唇轮廓分明，非常性感。最诱人的是她的身材，凹凸有致，透过厚厚的大衣都能明显看出一对儿高耸丰满的乳房，而她那双腿，又显得修长秀美，这是个美女。我的眼睛像磁铁一样盯住她，难以挪开——爱美，本来就是人的天性。
当我们无意中眼光相对时，她竟然微笑着走上前来。
“这么冷的天可真够呛的！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了。每次都看见你站在这儿。”
“是吗？”
在国内时常自诩为情场得意的我，来到日本后，除了妻子之外，我还没有过几次与别的女性面对面交谈的机会。此刻的我，居然像一个仍处在童贞阶段的男孩一般，语无伦次起来。
在一分钟前，我们还是陌生人。但现在她却笑着说：“第一次见到你时，还以为你是名男招待。后来才知道原来你是发纸巾的。我每次看你工作得都很辛苦，就凭你的形象，去做个男招待一定能挣不少钱啊。”想不到她那么早就注意到我了。我有点羞涩地笑了。
那时，我也知道日本有一种专为女性服务的“男性俱乐部”，我们内地人称其中的男性为男妓，后来又叫鸭子或牛郎，我还听台湾人说什么“男公关”。如今的歌舞伎町已经有几十家这种俱乐部，但当时还只有几家，里面要数名为“爱”的那家俱乐部时间最久，也最有名。它最有趣的是把店里的很多男招待的照片都堂而皇之地挂在店外，我经过时也偶尔瞥一眼，觉得有的还真是不如我英俊呢。我从那家人妖俱乐部辞职出来后，还曾到那家店去面试过。可是，面试的结果因为我是个日语不流利的外国人而被拒绝。
我和她简略地说了那次面试的经历，她听了就笑：“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是不会要的。干脆跟我交个朋友吧！我叫苇子。走，一起去吃饭怎么样？”
她这样热情主动地邀请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想到了店里在陪人聊天的爱梅。
于是我只好搪塞说：“想去也没法去啊！我得工作，不然老板会生气的。”
“你这工作是按小时算吧？多少钱？”
“一小时一千。”我想了想。
“那我一小时付你五千怎么样？”
最后，我扔下手里的活，接受她的邀请，去中国饭馆撮了一顿。我想就是吃顿饭嘛，“她”不是一样陪人吃饭赚钱吗？我也可以这样赚钱的！吃完饭，我和苇子回到相亲俱乐部门前，她似乎和我聊得很开心，向我摆摆手：“努力吧。我先走了，还会再来找你。”
我站在风中的街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于远处，不禁有点意乱神迷，我仰望着被霓虹照亮的天空，问自己：“这就叫飞来艳福？”
“我怎样？”苇子带着满足的表情问道。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了。
苇子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她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这次也是在深夜，她跑过来说：“走吧。去吃点东西。”我们去了旁边的一家“天下一品”的拉面馆，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吃下去，刚才还伫立在寒冬街头的我立刻有了精神。不是有句老话叫“饱暖思淫欲”么？长久以来跟爱梅的争吵，我们之间已经很久不做那事了。当我瞥见苇子在大衣领口后隐约的乳沟，我就感觉到我的体内那种莽撞的冲动。我想当时我是脸红了。
苇子或许看穿了我的心思：“你走开一两个小时没关系吧？”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便摇摇头，“没事。”
“那我带你去休息一下。”她笑了。
休息一下？我的身体更加紧张了。我回头望望那灯火辉煌的相亲俱乐部。那里，爱梅也许正跟哪个男客人亲昵，在一起聊天呢！苇子细白的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我的心抑制不住地跳荡着。
“你来吗？”她黑白分明的眼睛盯着我。
我咽了口唾沫。
我们出了店门，往歌舞伎町著名的建筑风林会馆方向走去，在那后面有很多家情人旅馆，包括我曾经打工的那家。进了一家旅馆的大门，我的脑中嗡地一阵乱响。现在回想起来，身为男人，有时候真的是只用下半身来思考问题的。
苇子交了两个小时“休息”的钱，拿了钥匙和我乘电梯上楼。在狭小的电梯空间里，我的身体已经有一部分迫不及待地要跳起来了。
进了房间，我打量着周围的陈设，和我原来打工的那家情人旅馆没太大的分别，但不同的是我现在不是清扫员，而是个客人。苇子脱掉大衣，说：“先去洗澡吧。”随后开始很自然地脱衣服。我在一旁还有些羞涩，三下五除二脱光了之后立即冲进了浴室。不一会儿，全身赤裸的苇子拉开门大大方方地进来，看到我箭在弦上的样子，哈哈笑了起来：“真可爱！”
洗完澡后的一个多小时，让我终身难忘。那晚我们做了两次。苇子向我展示了她娴熟的床上技巧。第一次，她主动为我口交。
我还曾自我吹嘘为情场高手，但此刻却知道，在性爱经验上，我不过是个小学生罢了。因为当苇子主动爱抚我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慌张。
此前，对于做爱方式，我的知识很少。在深圳的时候，虽然从一些香港传来的色情读物上看到了什么其他体位之类的内容，但在和妻子的实践中，我还是扭捏，甚至是愧疚。时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同了。在歌舞伎町的中国按摩店里，我的那些年轻女同胞已经可以很自然地提出为客人“各种服务”，只不过要带上套子；在新浪中文网站上，更是能看到详细介绍各种交合姿势的文章。
我必须承认，跟爱梅在一起的时候，根本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激情。苇子看来是在尽力地讨好我，她时不时发出娇媚的声音，问着：“好吗？有感觉吗？”我像一个童贞的无知少年，潜入了一阵无边的暖流，四面八方都有种要将我挤压揉捻的力量，而一种从未尝到过的可怕的快感袭击了我，并迅速扩展，以闪电般地速度征服了我的整个中枢神经。我的眼睛里只有她狂野的身体，脑海中完全失去了肉体交合之美以外的所有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在她的引导下，我们将战火燃遍整个房间。最后，我实在无力抗拒这样的款待……
“对了，中国话这个怎么说？”我们仰躺着，她突然变得像个提问的学生。
“做、爱。”我一字一顿地说。
“奏、爱？”她的模仿差一点。
“做、爱。”
“做、爱。”
看着她那个认真的样子，我忽然有些感动，在她的身上，我仿佛找到了已经逝去的爱梅的影子。但令我感动的还不只是这些。很快我发现，在我去浴室洗澡时，她将我脱下来的衣裤整整齐齐地叠好了，盥洗台前放的牙刷上已经挤好了牙膏。做爱后，她竟然还会温柔地为筋疲力尽的我按摩了十分钟。
现在我才知道，像她这样的女人在日本人当中也是不多见的，但当时我错把这认为是所有日本女人所共有的特点。过去常听说“找老婆要找日本女人”的话，以至于在那一刻，我也是真动了娶个日本女人当老婆的心了。
从那一夜的鱼水之欢开始，我和苇子之间一发不可收拾，频繁见面。我似乎是追随着曾经深爱的爱梅的影子去的，似乎又不完全是。反正，我们在床上的时候，苇子让我忘记了所有的烦恼。而且，我们的见面也不是在通常的那种情人旅馆了，而是西武新宿车站上面的“太子酒店”之类的高级宾馆。每次都是由苇子定房间，所有的花销也都由她出。在她的名牌钱包里，总是塞满厚厚一沓万元面值的钞票。除了饭钱、房钱以外，每次分手的时候，她还一定不忘了给我一两万块钱。
“拿着吧。一点零花钱！”苇子总是这样说。
从比自己年龄小的女人手里拿钱的滋味可并不好受，但当时我的确缺钱，所以只好微笑着接过来。我们在聊天时，她曾问过我有什么爱好，我说在中国的时候喜欢摄影。于是，第二天就有一台佳能EOS摆在我的面前。这台照相机，至今我还留着做纪念。
一个二十五岁上下的年轻女人，哪来的那么多钱？我和她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里，苇子始终也没有透露她是做什么的，我猜想一定是做某一类色情业的。首先，因为我跟她见面基本上都是在深夜。而且，在歌舞伎町闲逛的年轻女人能那样花钱如流水的，几乎都是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子。在那个举国被钱烧得亢奋的泡沫经济时期，她们的收入之高超乎想象。何况，她那让我当即成为裙下俘虏的高超“性技巧”，可不是平常良家女子可能有的特长。
在电视节目上，我有时能看到那些新宿的“金牌男招待”接受采访，他们在过生日的一天之内，可能收到价值千万日元以上的礼物，送礼者有的是一些富可敌国的老太婆，有的是一些同样在色情业混迹的年轻女人。我对于苇子来说，也许只不过是个比“男招待”更廉价的游戏对象而已。
而我，却动了真情。 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第五章 就此分飞第五章 就此分飞
我的“引路人”事业刚刚进入轨道，就有人出来挡道了。
一个五十岁开外的马来西亚华人开始时不时地找我的麻烦。 他以“风林会馆”一带为地盘，专门给一些脱衣舞场拉客。在我到来之前，他是歌舞伎町里唯一的华裔皮条客。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最初关系倒还处得不错，见面时还寒暄几句客套话。但自从我与脱衣舞场“T”有了回扣协定后，他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有事没事地总在说我的坏话。我后来才辗转听说，我挨那伙日本人皮条客的打，也是这个能操几国语言、自称曾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的马来西亚人在背后挑唆的。就是那段时间开始，我不时地会碰到一些骚扰事件。比如在街上走得好好的，突然有某个小痞子拍我的肩膀，刚一回头脸上就迎面挨上一拳；或者和人擦身走过时，突然股间被狠狠抓上一把，诸如此类的事时有发生。现在想想，恐怕都是那家伙使的伎俩。然而，在我和真武开始频繁见面后，这一类令人恼怒的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了。直到现在，这个马来西亚人还在歌舞伎町里混，可是，他也再不能构成对我的威胁。而我因为有了这个案内人的身份，自己每天都忙得头晕目眩，所以也就懒得再理会那样的小人了。
从晚上七点开始到深夜一点多，我都站在大街上拼命拉客。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去各个店“开拓”我的事业。当时，在歌舞伎町开陪酒酒店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还几乎找不到一个，而来自中国台湾的人开的倒有一百多家，多年后，我看报纸上披露，有一万多名台湾女人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新宿歌舞伎町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岁月，这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当时这些酒店都是我要活动的区域。在来日本之前，我从没接触过台湾人，难免有些好奇。认识的多了，我发现，如果对方愿意和我讲普通话的，大多是对大陆人有好感，比较亲切；要是碰上除了台语就说日语的，对我的态度就不那么友善，甚至还有敌意。不过，大家在日本都是为了赚钱，基本的合作还是可以维持。
为了与更多的店建立协作契约，我用尽了全部的招数。有时我要请一些店的老板吃饭，有时要作为客人去消费一下，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还要逐个到那些已有契约的店里收钱。在工作当中，我偶尔会与苇子幽会，吃饭或者做爱，另外，我心里也还挂念着“相亲俱乐部”里爱梅的情况。还有，“保护伞”的情绪也要照顾到，我时不时要去“上高地”咖啡店或“白木屋”居酒屋耐着性子听真武吹牛。一晃一夜就过去了。赶早班电车或骑自行车回到高田马场那间破破烂烂的房间后，我倒头便睡。偶尔爱梅春心动了，我也要好好侍旨行事。然后便是昏天黑地地大睡。但是，不管睡得如何像死猪一般，我在中午一过就得睁开眼睛。简单吃点面包，喝杯牛奶，而后在下午三点赶到开门的“钱汤”去洗澡。洗完澡后，头发还是湿漉漉的，我就得赶回家，在镜子前精心将头发梳理成型。不管多忙，这一项内容都是不能怠慢的。
头发梳理整齐后，我换上西装，再重新奔往歌舞伎町。这就是我在那时每天的生活模式。那时，我已经知道爱梅怀了孕，虽然跟爱梅的关系已经很淡漠了，但是，带着就要当爸爸的激动和喜悦，我决心要更加加倍努力赚钱。
努力总会有回报，我在歌舞伎町的“地位”突飞猛进地提高。渐渐的，我在这一带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我活动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1989年夏天起，除了第一番街之外，旁边的一条街也成了我的地盘。而且为了能拉到更多的客人，我的活动范围又扩大到区役所大街上。一直到1990年初，与我签订成交回扣契约的店铺已经超过了二十多家，相应的，我每个月的收入也大幅上涨。
仅仅站在大街上招呼招呼客人就能赚那么多的钱？当然没那么简单。很多同胞效仿我的样子，也开始干起引路人行当，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超过我的水平。对这一点，我很自信。
我的长处在哪里？首先在于表达能力。关于日本的色情业不同服务种类的内容，初来乍到的人肯定会面对一堆古怪的名词不明所以。我在开始拉客的时候也仅仅知道大概，就像当初对“相亲俱乐部”的认识，所以我不得不下力气先把概念搞明白。为此，我只得自己先掏腰包到各种各样的店里“消费”，以便掌握各个店的服务和特点。这也全赖我先前的一点资金基础。同时，日本有很多色情店铺不接待外国客人，对于这样的店铺我也要心里有数。如果是一般的陪酒酒店的话，倒用不着一定要亲自去体验，因为价位和内容大致差不多，只是有的陪酒小姐会跟客人去旅馆开房间，而有的不会。
但日本人开的性感澡堂、粉色沙龙什么的那些地方，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就很难向别人介绍。
自己进去花钱体验的另一个好处，是有益于与店里的人搞好关系。跟他们聊聊天、偶尔一起吃顿饭什么的，这些都是“套瓷”的诀窍。日本人，或者说我们东方人都重视这种人际关系的交往。我在这些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又为日后与新的店面签约打下成功的基础。
而且，作为“案内人”的引路，真的是一种功夫。比如说带客人去性感澡堂，有些拉客的，根本就说不清楚某家店里具体有哪些服务、价格和时间的规定，以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仅仅从价格来说，这种店有的只要一万多日元，有的却在十万日元左右。这些店的价格，有的分成入浴费和服务费两部分，前者少而后者多，一般是先消费后结账。那些为赚钱不择手段的皮条客，可能会只报前者的价格，想把客人先随便糊弄进去，但这很快就会带来纠纷。明明是总额需要两万日元的店，带客的却只提及入浴费为五千日元。当嫖客接受完服务打算离开时，突然要多收一万五千日元，客人当然会发火：“根本没听说还有别的费用啊！”这种争吵有过几次之后，店里自然不再愿意与这个拉客的继续合作。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善后工作从不怠慢。当客人与店里发生矛盾、纠纷时，尤其是外国客人无法用日语与店家沟通的情况下，店里会立即拨打我的BP机，后来是手机。一接到电话，我会飞奔到店里，在他们之间做调停和翻译。这些努力做多了，店家和我之间会建立起信赖的关系。这种信赖关系，才是我干这行生存的基础。
除了提供色情服务的店铺以外，还有一些出售黄色录像、书刊的书店和成人性用品商店也与我有回扣契约关系。这种店，就更不能仅仅只把客人带进门就算完事，我与客人们一起进店，用普通话或广东话向他们详细介绍商品的性能，在与店方讨价还价时为他们充当翻译。当然，客人如果不买东西，我是拿不到回扣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一个商品导购员。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五十来岁的香港客人，这位老兄大腹便便，两只手的十根手指恨不得全都戴上金灿灿的戒指，手腕和脖子上还套着粗粗的金链子。我看见他在一家性用品商店的门前转悠，立即走上前去，用广东话说：“老板，要不要进去看看？”
他登时眉开眼笑：“你是香港人？”
“不是啦。我只是会讲广东话。”我老实交代，“去看看？我给你翻译。”
他兴致勃勃地和我进了店门，转了一圈，指着“南极二号”问：
“这个扁娃娃是个什么玩意？”
“它跟气球的原理是一样的。打开这个空气阀门，它就会膨胀成一个大小和真人差不多的玩具人。然后，请注意下面这个孔，是什么东西马上就会明白。请把手指放进去试试看，怎么样，感觉如何？是不是很好？”
我这样给他介绍着“玩具娃娃”，这个香港人捧腹大笑：
“噢！原来是这东西。比我老婆要强一百倍。买了！”
一桩生意就这么做成了。像这样的小商店给我的回扣是商品价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客人买一万元的商品的话，我拿的回扣就是一千日元。
我的经营活动需要的不只是这些，还得辅以自我宣传。比方说我的名片。我独自做导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印名片，而且第一次就印了五千张。在名片上面，我印上了自己的照片、富士山的画面、BP机号码。到了1993年，手机一开始上市，虽然价钱很贵，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个，将号码也增加上去。为什么印上自己的照片呢？这样可能会让对方感到安心，这是建立信用的根本。至于印上富士山，对于外国游客来说更是理所应当。富士山在中国人眼里，无疑是最具有日本象征意义的风景，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NHK拍的连续剧都不会忘记，在描写70年代末中国代表团来日本参观合影的往事时，要以富士山做背景。所以，我的名片也充分显示出了日本的特色。
发名片的对象当然也是各国华人。第一年每次五千张，我就增印了两次。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我给一万五千人发过名片。
每逢东京召开国际性的展销会或是举办大型商贸会议，就会有大量的华语圈的或其他地区的人踏入歌舞伎町。他们都是我的好主顾。
“你好！从台湾来的吧？吃饭了吗？”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要不要看‘秀’或是‘喝花酒’？”
“知道日本的成年人玩具吧？带回去可是件不错的礼物。”
不管“商谈”是否成功，会不会被拒绝，我都无一例外地献上我的名片。有很多人当时虽然转身走了，可是随后却会打来类似于这样的电话：
“喂，你是李先生吗？那天在歌舞伎町，你给过我名片。当时因为有女同事在场，所以不好说。其实我很想去看看脱衣舞，今天能给介绍介绍或带我去吗？”
经过这样的努力，我的生意越做越兴旺。我的客人也不限于普通人，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著名人士。我带过香港警务署的高层人物去看脱衣舞，而以私人身份来日本的台湾当局官员在我介绍给他一家中国内地人开的酒店后非常高兴。像这些不平凡的客人，给的小费也会多得让人吃惊。
给我印象最深的名人还是国内某知名大导演。
我原本就喜欢看电影，来日本后，这位大导演的电影一部不落。当他出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XX导演，我是你的崇拜者，能给签个名吗？”
我兴奋地上前打招呼。他表现得很随和，一点也没有架子，在我的名片反面签了名。这张名片我一直当宝贝珍藏着。
他对我这个在异国他乡做着一种“另类”工作的年轻人似乎很感兴趣，他提了许多问题。
“你是从国内来的？”
“老家是哪的？”
“你在这儿干吗呢？”
“做什么工作？”
能跟他说话让我受宠若惊，这是我唯一一次主动免费做“导游”。
“我在日本的服装设计学校留学，晚上在歌舞伎町做点为人民服务的事，挣点学费和生活费。您想去哪里？这里我熟极了，哪儿我都能带你去。”
他提出想去脱衣舞场看看。与其说是因为男人的欲望，我想不如说是他作为导演的体验生活和受到“探究心”的驱使。他对日本这个邻邦的风俗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此后，他几次来日，每回我都会给他介绍各种各样的地方。我们去过男同性恋俱乐部、人妖酒店、SM咖啡店等处。他每次都认真地仔细观察着一切，最后笑着和我道别：
“小李！谢谢你！又让我长了次见识。多保重啊！”
我还有过国家元首级别的客人。那是在1989年昭和天皇驾崩之时，某国国王在十几名耳朵上戴着耳机的保镖簇拥下出现在歌舞伎町。
我用蹩脚的英语向其中一个保镖试着搭腔：
“要不要看现场表演？”
“什么表演？”
“脱衣舞表演。”
全身肌肉、穿着黑色西服的保镖站住了，他问：
“哪儿？”
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还是把他们带到了“T”脱衣舞场。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直到第二天看电视新闻，才知道他们是某一小国的国王和他的保镖们。
这类小故事实在太多了，讲都讲不完。
然而，在这一段忙碌的工作中，我突然听到了好友陈海波遇害的消息。
案件的发生是突如其来的。
这天快中午了，我还在家里睡觉，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敲门。我一摸身边，爱梅已经不在，肯定又出去逛商场了。因为她自己有钥匙，所以不会是她。那么，门外一定是那些推销商品或宣传宗教的家伙，真是讨厌的骚扰。我没理会，但敲门声继续着。也许是爱梅忘了带钥匙？我嘴里嘟囔着，只好起身去开门。
门一开，我登时愣了。外面是两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朝我欠身致意，一个胖胖的掏出证件，说：“不好意思，打搅你了。我们是警察。”
警察？这还是我第一次和日本警察面对面地打交道。我的心里一慌，脑海里闪过的是我没犯什么罪啊，难道在歌舞伎町拉客是违法的？我尽力使自己镇定：“你好。有什么事情？”
胖警察说：“我们可以进来么？”
看起来这么客气，也许没什么要紧事。我渐渐放下心来，可是家里又小又乱，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到楼下行么？”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目光，胖的说：“好吧。”
我回到屋子里换好衣裤，和他们下了楼。胖警察指着旁边的一间咖啡店说：“我们去那里。”我跟着他们走过去，发现他们对我并没有戒备的意思。
坐下来后，我要了杯咖啡。胖子说：“李先生，能不能把你的外国人登陆证给我看看。”我说：“没问题。”他接过来端详了一下又还给我：“你和陈海波是同学吧？”他把陈海波的名字用日语读出来，我还没听清：“什么？”
瘦警察拿过来一张报纸，胖子递到我面前，指着上面一块用红笔圈起来的文章：“这个，中国留学生，是你的朋友？”我看到了“陈海波”三个字才明白，然后一下子瞥见了文章的标题：《中国留学生被杀》。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几个星期前他还来过新宿，在街上和我聊了十几分钟，告诉我他搬了家，还买了一辆汽车。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胖警察又说：“我们听学校的老师讲，你和他是不错的朋友。在他留下的通讯簿里，也有你的名字。所以想请你提供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我的思绪完全混乱了。认识他也不过一年，现在他已成了亡者。“他是怎么死的？”胖警察指了指报纸。我读了一段，上面的意思是说他在停车场被人用弓箭射中后脑，随后又被捅了十几刀。箭？这简直像武侠小说里的内容。
胖警察开始询问我关于陈海波的一些问题，比如平时和谁交往比较多，与我见过几次面等等，我都如实回答，瘦警察则在一旁记录。但当他问起我陈海波平时的收入来源时，我却以不知道作答。陈海波一直在老虎机赌博店用假卡牟利，可我要是说出来，岂不是出卖朋友？好在那两个警察也没有继续追问。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们问完了问题，胖警察拿出一个古怪的小夹子和一盒印泥似的东西，让我留下双手的指纹。反正我是清白的。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这时候，一股悲伤忽然涌上了心头，毕竟，陈海波是我在异国结识的朋友。我对胖警察说：“如果找到了杀死他的凶手，请一定告诉我。”他笑了笑：“一定。”然后和瘦子留下了名片，“再想起什么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两个警察走后，我回到家，茫然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我想到了范勇，便下楼给他打电话。
“警察也找过你？”看来警察在此之前已经和他谈过了。范勇说案子发生在前天深夜一点多钟，地点在陈海波刚搬去不久的新住处的地下一层停车场。当时陈海波好像从车里出来往楼梯走去，箭就射进了他的后脑，但这并不是致命伤，凶手随后上来对他刺了十几刀。范勇昨天下午被带到了警察局，做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他甚至讲了和陈海波一起打假卡的事。
“海波最近得罪什么人了？谁和他有仇？”我问。
范勇在那边回答：“我也不清楚。他搬走后我们就不在一起了，我前一段去了大阪那边。”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颓丧：“还能怎样？这行不能干了。我想开个饭店什么的。现在还不能回国，否则好像和我有关似的。”
此后我一直等着那两个警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案件被破获的消息，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依旧没有消息。我和范勇见过面，他的说法是一个中国人被杀，日本警察是不会认真破案的。
接下来，一件更让我焦头烂额的事情发生了。
1989年3月的一天，深夜一点多钟，我和苇子在剧院广场最西边的电影院门口会合，然后到位于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上一家台湾人开的饭店“中国菜馆”去吃饭。
导游的工作给我带来的收入月月倍增，但在那之前，那些看起来装修豪华的中国料理店，我是根本不会光顾的。我在外面吃的，还只限于在一家店面很小的“后乐面馆”站着吃上一碗加肉拉面，或是去那些便宜的套餐店，不顾周围瞥过来的眼光，掏出从中国带来的豆腐乳和在饭菜里一起吃下去。
说起那家“后乐面馆”，与我着实有些缘分。我在歌舞伎町给过往行人发放相亲俱乐部的广告纸巾时，就知道这家最便宜的面店，每天都在这儿吃饭。吃的并不是客人常叫的荞麦面和日本面条，而是加肉拉面。至今，我依然觉得还是这家的加肉拉面是歌舞伎町味道最好的。理由是这种拉面的味道和我小时候母亲为我做的拉面的味道非常像。现在的我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人了，当年，我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困难生活，那时孩子们是很难尝到点可口的饮食的。每当我在这家店吃拉面，就不由自主地思念故乡，思念我那过世多年的母亲。
不过，当我导游的工作蒸蒸日上，钱也多了之后，我就不再那么“寒酸”了。我每日自由出入于歌舞伎町的各大中国和日本饭店，尽情品尝不同特色的饮食。民以食为天嘛，一个人如果有追求美食的欲望，也就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动力。
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到大久保之间，有许多家味道不错的正宗中国饭店。我和苇子去的这间“中国菜馆”就是其中的一个颇有名气的。每次到这家饭馆，我都要点那道“甲鱼药膳汤”。一般的日本人到中国饭馆总是要同样的几道菜，什么青椒肉丝、麻婆豆腐，其实每个饭馆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菜的名称和内容也千差万别。苇子在我的介绍之下，也尝试了不少以前没吃过的菜肴。
已经临近打烊的时间，店里却还是坐满了客人。
我和苇子就像一对夫妇一样，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一边品着美味的甲鱼汤，一边甜言蜜语着。碗里冒出的温热香气撩拨着两个人的情欲。
“李！你，真的没有女朋友？”
面对她动情的眼睛，我能怎么说呢？“没有！老婆也好，女朋友也好，一个也没有。我可是不喜欢说谎的。”
“那，在你心目中，我算你什么人呢？”
我们的手在桌子底下紧紧握在一起，眉目传情。
就是在这个当口。
突然，有人抓起桌子上的杯子，将啤酒泼到了我的脸上。
我本能地迅速抓起桌子上的啤酒瓶，从座位上弹跳起来。
“什么人？”
我的面前，是满脸涨得通红的爱梅……
后来爱梅说，我辞去“相亲俱乐部”的工作后，是顶替我在街上发纸巾的那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向她告的密。 因为同是中国人，我们俩经常站在街上聊天。 说话没有顾忌的我把我和苇子的关系不小心告诉了他。他可能向我的妻子告了密。
“你这个王八蛋！刚刚多赚了点钱就开始找女人了！”爱梅气得全身发抖，声调都变了。日本女人在这种时候不知会怎么表现，也许会哭泣，也许会打我一个耳光，也许只是默默地走出去而已。而爱梅可是典型的中国女性，她哪肯善罢甘休。如果当时有一把刀的话，我想说不定早就捅进我的身体里了。
她随后把矛头指向了呆住了的苇子：“你这个小日本！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你这个混蛋！”她的手掌同时打向了苇子。
苇子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但没躲开那一掌，气愤的她当即反击。两个女人开始打了起来。中日战争爆发了。而我，不过是黄海中一只不知所措的小船。我拼命想分开两个互相撕扯着高声叫骂的女人，但却无济于事。
几分钟后，几名店员和客人上前才拉开了她们。
苇子拿起自己的大衣，看也没看我一眼就走出门去。我就这样失去了来日本后的第一个“情人”，而我和爱梅的夫妻之间也产生了再也无法修复的裂痕。
那一夜，爱梅骂了我一个狗血喷头，而我只有默默承受。我知道的确是我的不对。但是……但是，我当时真的很想问问她：如果是一个被妻子羞辱的男人，在外边找一个可以分享快乐和悲伤的女人，那算不算是一种罪过？！
冲突的第二天，我开始担心苇子。对她的担心让我心绪不宁，非常难受。我的所作所为一定是伤到她了，但愿，不会伤她太深。我拨打她的传呼，但她始终没有回话，我只好留言向她道歉，她仍旧没有回音。在那条街上，她的身影也仿佛消失了。我独自一人走在曾经与她共同走过的街道上，看着头顶的霓虹灯闪烁，回味起和她在一起的许多记忆，我告诉自己：也许，她是真的喜欢我……
爱梅那时正怀着身孕，离孩子出生的时刻越来越近。尽管如此，我们的关系依然日渐恶化，事态愈加严重。到最后，我们两个人之间吵架成了家常便饭，而且还勾心斗角、相互监视、相互提防，已经没有什么残存的感情了。
我也开始雇了个“侦探”监视她的行动。所谓“侦探”，也就是那个向爱梅打小报告的家伙。我只要稍微给他一点好处，他就马上变成了我的耳目。在胎儿成长到六个月之前，怀着身孕的爱梅外表根本看不出身材的多大变化，她仍然在那家“相亲俱乐部”做着她的那份充当“诱饵”的工作，一些色迷迷的男人的影子也在她的周围忽明忽暗的逡巡着。爱梅生了孩子之后，我才得知，爱梅一直跟一个银行职员勾搭在一起。
在这样煞费心机的日子当中，我迎来了“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开学典礼。
4月，我在位于新宿希尔顿饭店召开的开学典礼上，作为“留学生代表”上台发言。这可是一项殊荣，我请过去打工时认识的一位专修大学的日本学生吃了一顿饭，让他帮我拟了一份日语发言稿，然后背得滚瓜烂熟。当天上台发言时，我做出一副现场发挥的样子，结果非常成功。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我感到自己立即被老师们寄予了厚望。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副校长亲自上前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鼓励我好好学习。
不管工作和家庭遇到多大难题，我都竭力出勤，不耽误听课。“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教学制度极其严格，迟到三次就算一次旷课，出勤率达不到百分之八十五的话，就不能升级。我在上学的四年当中，出勤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虽然最后没有得到全勤奖，但还是连续两年都得到了“精勤奖”，奖杯至今还被我精心收藏着。
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上课，晚上七点开始到第二天凌晨在歌舞伎町打工。这种不寻常的紧张生活，尽管劳累，但令人难忘。
爱梅的肚子越来越大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她有外遇，所以也更加高兴，因为我与前妻一直没有生过孩子，现在爱梅终于要为我生一个孩子了。所以，我尽量忍受着爱梅越来越大的脾气，闲下来的时候，带她到韩国去玩，偶尔也去日本的温泉疗养。可是，爱梅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小牧，我看我还是把孩子打掉算了。”
“为什么？”我着急起来。
“反正我们的感情都这样了。你说我们有必要吗？”她冷冷地说。
我差点跪下来求她了：“我以后会对你好的。我保证！只要你为我生个孩子，一定！”
为了表示我对爱梅的歉意，也为了改善我们的关系，我几乎每天都带她去逛公园。1989年10月的时候，为了迎接即将出生的孩子，我们把家搬到了新宿区下落合的哲学堂公园附近，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就近去公园散步了。还记得1990年初春的时候，爱梅就要临盆了，我带她到公园里看樱花，如雪一般的花瓣缀满了枝梢，清风吹过，飞飞扬扬的，如梦幻一般，我对爱梅说：“等你生了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天天都来这里，看樱花的盛开，看樱花的飘落，我会让你跟孩子幸福快乐一辈子的。”
1990年3月28日，爱梅生了一个男孩。我见到儿子，欢喜得嘴都合不上了。爱梅把丈母娘和她的哥哥、表弟一起办到日本，照顾她和孩子，我身上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家庭的开销也立刻增加了好多。丈母娘来后不久，妻子马上又回到那个“相亲俱乐部”打工，她骗自己的母亲说在饭店做服务员。昏了头的日子又重新开始了。我无法掩饰愤怒的心情，但看到孩子可爱的睡相时，又什么都能忍下来了。
我成了一个身兼数职的男人。“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生、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导游、丈夫、父亲。现在回顾当时的情景，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会儿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能量和精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自己还有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逾越过去的自信。
当我告诉真武自己有了儿子时，他像自己当了父亲一般高兴。我们在区役所大街上的一家寿司店“野郎寿司”举杯庆祝。
他一边往嘴里塞着裹着金枪鱼片的寿司，一边说：
“小李！你不是说夫妻关系不好吗？该干的时候还是毫不含糊啊！孩子长得像谁？”
经他一说，我突然发现自己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拍着自己喝多了酒精的脑袋，想回忆儿子长得什么样，但却想不清楚。眼睛好像是细长的，耳朵是小小圆圆的，鼻子嘛……我突然愣住了。而且，我的脑海里又晃过了爱梅有外遇这件事。
“哎！这么一说，跟我长得可一点都不像啊！”
第二天早上回到家，我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盯着孩子的脸。
“确实不像我！”
眼睛倒是很像爱梅。爱梅过去的眼睛就是这种细长的丹凤眼，可现在却拉出了大大的双眼皮。到日本之后，她改变的不仅仅只是对我的态度问题。这一年当中，她的外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单纯只是热衷于浓妆艳抹，她做过几次整形手术。原本细长的单眼皮，现在变成了漫画里的美女那样的大眼睛。原来从正面能看见两个鼻孔的鼻子，早已变得没有人能认出来。除了脸，她那对让男人盯住了就不再愿意离开眼睛的E罩杯巨乳，实际上里面注了什么硅胶。她在整形和美容化妆品上花的钱，在中国都能买套不错的房子了。
妻子什么都变了。她不再是我在中国时认识的那个天真的女孩子，也不再是刚结婚时那个言行中流露着甜蜜温柔的妻子。
我有些恼恨地问她：“你不觉得这孩子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吗？”
“不会吧？”
“可是确实不像啊！”
“你想说什么？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说不是你的孩子？”
我用话套她：
“我知道你跟个小职员在一起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和那个男人的？”
我发现爱梅的脸色在瞬间起了变化。
“你有什么权力说别人？你跟那个日本女人的事我还来不及跟你算账呢！你给我收敛着点儿！”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叫了起来：
“是你先开始的！你这个婊子！”
“你居然对自己的老婆能骂这种话？别以为我还会原谅你。没错！我有个日本男人。那又怎么样？你这个丢留学生脸的拉皮条的，就凭你的本事，在这异国他乡能养活我过上好日子么？要是不来日本，我何至于跑去做什么诱饵？这不都是你造的孽？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告诉你吧！连我都不知道。”
来日本后我第一次哭了。全身震颤，强忍着声音，我蹲在墙角，抽泣起来。
孩子生下来三个月后，我和爱梅分居了。她不知在哪儿重新租了房子，带着她母亲和孩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最终，孩子交给她的母亲，带回了中国。
在那以后，我和她在离婚问题上不知吵了多少次。我想，我真不应该当初介绍她到“相亲俱乐部”打那份“诱饵”的工。没有多长时间，爱梅就被泡沫经济时代日本有钱人的做派迷惑住了。说到底，我只是个没有钱没有地位的穷留学生，靠当引路人能挣几个钱？而她心里巴不得尽早和我离婚，找个日本人结婚。到时候签证也有了，好日子也不愁了。想要钱，却又不想劳累，还想过好日子，想永远待在生活环境优越的日本。她一定是这样想的。
1990年10月，我们正式离了婚。我的第一次婚姻维持了四年，这一次也正好满四年。人家说婚姻有所谓的“七年之痒”，我却过不了四年这道门槛。我还是挂念着那个孩子，于是在离婚之前，我提出了要做DNA亲子鉴定的要求，但却被爱梅拒绝了。从那以后，我在日本没见过孩子和爱梅。她不在那家“相亲俱乐部”打工了。我不知她和那个日本男人之间的结果是怎么样，我知道，她后来回了深圳，住到了我们两在一起时的房产。近来，我又设法找过她和孩子，但是她卖掉了以前的房子，不知现在何处。无论如何，我愿意祝福她。毕竟，她曾经是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我生命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第六章 随波逐流的人第六章 随波逐流的人
和真武的交往可以说不断地在发展。
歌舞伎町中的各色人等一直把他当成我的“后台”，但实际上他与我的关系已经相当于“朋友”了，他好像也为交了我这样一个朋友而显得很高兴。我不时被他叫去参加一些他的同伴之间的聚会，每次他都会把我这样介绍给大家：“这位是从香港来的李先生，是我的兄弟，请大家多多关照！” 偶尔，他还会叫我去一些与他工作有关的正式场合，开始我还很紧张，可他交代我：“你什么也别说，只在我旁边坐着就行了。”然后，他会这样给对方介绍：“这位可是香港黑道上的……”不管平时表现得怎样温和，黑道上的人毕竟还是黑道上的人，所以我常常被他当做吓唬对方的工具。不过，这就好比是一种交换，因为原本他做我的后盾也是没有索求报酬的，我们彼此便形成了这种默契。
于是，我们之间的友谊日渐加深。但说到底，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真武没有向我要“保护费”。如果是最初我还挣不到钱的时候还能理解，但后来当我挣的钱越来越多时，他依旧没有开过口。何况，我的收入有多少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后来我才得知，真武欠了几百万日元的债。
不过，真正的黑社会成员是酷爱脸面的，不管多么缺钱，他们外表上也要做得让人看不出任何破绽。面子和自尊心高于一切，这一点和中国人的性格比较相近，真武就是属于这种人。这可能是一种武士道精神的延续吧。
所以，想来想去，真武从未向我要过一分钱，只能说，他应该是挺喜欢我的，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来对待，而我也同样。最后一次见到真武是我正为离婚困扰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大概是在1990年9月前后吧。
一天晚上，我正站在大街上“当班”，真武像往常那样，身穿白底黑条的西装，昂首阔步地来到我的身旁，用中国话和我打招呼。
“你好！小李！”
“好！托你的福！真武。你的中国话说得不错嘛！不过，在你最喜欢的香港，说的可是广东话哦。”
“是这样啊！那，广东话的‘你好’该怎么说？”
“雷——侯——！”我告诉了他广东话的发音。
于是他一脸满足，一路“雷侯！雷侯——雷侯……”地高声练着发音，淹没在歌舞伎町嘈杂的人流当中。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真武。他突然从歌舞伎町消失了，没有留下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状况如何。
他喜欢成龙、洪金宝的功夫片，在日本就可以得到满足。可是，我答应他去香港时为他导游和去大富豪的事，就永远成了泡影。 回想到他为我撑了两年腰，还从为付过他钱，实在有对不住他的感觉……
1991年上半年，也就是在真武消失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成员铃木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
真武消失后，歌舞伎町的人们开始还在猜测他的去向，后来，也许是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他的威慑力也随之消散，而我也再次成为那些日本皮条客的排挤目标。但是，这一次这帮家伙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出招，对我当街发动群殴，而是找来他们的“后台”来威胁我。
“喂！中国小子，是谁允许你在这儿拉客的？”
铃木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开始就采用了盛气凌人的口气，想用他的气势来镇住我。他的个子很高，体格健壮，面孔长得像漫画上的标准的坏蛋，他身后不远处是那些用他来吓唬我的日本皮条客，他们一个个在那里窃窃私笑。这些家伙可能盼着我跪倒在这个黑社会壮汉的面前乞怜，然后任他们摆布。
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没有什么经验、不知所措的中国人了。我以不变应万变，一直静静地等他发完威风。几年的“斗争经验”使我清楚地知道，他来找我的唯一目的就是钱，这是明摆着的事。
我没有用什么强硬的方法和他抗衡，而是略施了点小计，便收了他的威风：
“铃木先生！干脆这样吧！你看我们找个咖啡店谈谈怎么样？”我提议。
话一出口，铃木感到很意外，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外国人这么“入道”，刚才的威风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稍微顿了一下，马上咧嘴笑着点点头。
在“上高地”咖啡店里，我和他“推心置腹”，让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勤劳但运气不佳的外来单干户。我苦苦抱怨目前生意的不景气，做出一副垂头丧气的倒霉模样。我央求了半天，磨了近三个小时，最后以每个月只交一万日元了事。从此，铃木就变成了我的“后台”。
其实，在他来找我之前，真武的不辞而别使我不仅感到友情上的失落，更重要的是，我的拉客工作将面临很严重的威胁。我本来就在考虑应该找一个正式的“后台”来撑腰，但前提是我不会自己主动上门去求的，只等对方自动上门来。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来歌舞伎町消费的华人越来越多，因而我的地位也将变得越来越特别和重要，无论哪个“后台”都不会无视或者轻易放弃我所能够带来的利润。
铃木恰恰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期而至的。既然他是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成员，而且，外形看上去也孔武有力，能够替我挡去不少麻烦。所以，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生活是真实而残酷的。
生活是不会停止的。
人要吃喝拉撒睡，还要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在战场上，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回到家中照旧吃饭、睡觉、喝酒、做爱，还要开玩笑、大哭大笑，也照样骗人或被人欺骗、与人争吵、恭维人或被人吹捧……啊！人，真伟大，人，万岁！
忘了是哪个心理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说过，人的最基本的欲望是生存，而在生存这一首要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自然会考虑发展这一主题。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东西方的哲学有着惊人的共同之处，上述理论用我们古人的话来解释，那就是：饱暖思淫欲。
1990年10月与妻子离婚后，我重又恢复了自由之身，我只有三十岁，精力也依旧充沛。我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紧张的学生生活和繁忙的导游工作当中，也不放弃对爱的追求。事实上，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上学的同时，我又有了女朋友。
南希出现在第一番大街，是在1991年的夏天到来之前。
当时我站在街上拉客，南希主动上前和我打招呼。
“你好！”她用英语说。
英语能力十分欠缺的我愣了一下， 她马上换成蹩脚的日语继续说：
“我，在这里，工作，行吗？”
她就是南希，当时二十八岁，是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他们欧洲人就是自在，她在世界各地一边周游，一边摆摊贩卖一些小首饰、小挂件什么的，就这样游历到了亚洲，在汉城待了一年后来到日本，看到在歌舞伎町也有做同她类似的小生意的外国人，于是也想在这里支一个摊位。
她属于是比较娇小的那种西方女性，但胸前晃动的两个丰乳和肥臀使我无比兴奋，就像长途跋山涉水之后的蜜蜂撞上了一片梨花林。我天生就喜欢丰满而性感的女人！
弄明白她的目的后，我立即打电话给我的“保护人”铃木。通常从以色列等地来的外国人在歌舞伎町街头做小生意的，每个月要交三至五万日元的保护费，因为我的“面子”，铃木痛快地答应只要她交一万日元就可以了。我收起电话，为了将她“套牢”，我将和铃木的讨价还价添枝加叶地告诉了她，当然，我不会吝惜适当地夸大一下自己“势力”。南希高兴极了，夸张地表达她的感激之情，一下子扑上来紧紧抱住了我。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俩像一对搭档那样，在街头开展自己的生意。南希的摊位非常简单，在两个纸箱子上面摆放两个特制的托板，罩上黑绒布，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银色的小饰物，包括戒指、耳环、项链和各种体钉，日本的年轻人模仿西方人的“酷”，把这些“体钉”穿在鼻子、耳朵、嘴唇、乳头、肚脐甚至阴部，我见过杂志上登过的最恐怖的家伙身上竟然钉了一百六十多个这样的“体钉”，当时我想别说上飞机时他过不了安全检查关，就是死了拉去火葬之后也会烧出一大块金属疙瘩。南希对她的生意很在行，经常是一边制作商品一边招呼客人，由于她的商品大多是随意发挥的，很有个性，因此销路还不错。
我和南希彼此能够互相照应。南希买饮料或者上厕所时我帮她看着摊位，有西方游客经过时，她替我宣传，帮我做翻译。同样，有华人游客对南希的商品感兴趣时，我就替她翻译，还充当一个优秀的推销员。我喜欢闲谈，南希也是个开朗而外向的性格，一有空闲，我们就聊天。我们谈话时用的是日语。她的日语不好，发音非常奇怪，我只能听懂一半的意思，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交流。
异国他乡，两个孤男寡女，天天在一起熬生活，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我们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并且有了更深一层的关系。
说实话，第一次和西方人做爱，我非常好奇和兴奋，尤其是以前看过很多洋鬼子的“毛片儿”，很早就有“跟洋妞儿试一试”的冲动。但实际上经历了之后，才知道和期待当中的情形根本不同，结果完全不尽如人意。看来西方人的体格乃至器官和东方人的就是不合，让我深刻地领会到了很久以前就流传的那个“耳挖勺和耳朵眼之关系”的笑话。
没过多久，南希也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
说到底，我们只不过相当于在路上偶尔擦肩而过的两个异国陌路人，互相的吸引中包含着很多并非友情和爱的因素，比如寂寞，比如性饥渴，比如需要排解的乡愁。我也就没有、或者说也不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毕竟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昨天还在朝夕相处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下子销声匿迹，这在歌舞伎町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可是，几个月后，南希又意外地出现在这条街上，挺着一个大肚子。
我后背都凉了，出了一身冷汗——莫非，她怀的是我的孩子？
然而，她的身旁还多了一个留着长头发的日本年轻人，这使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太确定、不太明显的轻松。
“李，你好！最近怎么样？我和这个人结婚了。”
我虽然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仍然觉得这事情过于唐突。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怎么一点也没有察觉？唉！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种事情在歌舞伎町也并不算是什么稀奇事。我若无其事地跟南希的丈夫打个招呼，那个家伙朝我鞠了一躬：“听说您以前很照顾南希，多谢了，今后仍请多多关照。”看上去这家伙也就二十出头，也不像有正当职业的工薪族，可能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接下来，南希和她的那个年轻丈夫又在这条街上继续了几个月多的买卖，然后，再次像风一样消失了。
曾经趁着她丈夫不在，我半开玩笑般地问南希：
“孩子什么时候生？到底是我的种还是你丈夫的种？”
南希听到我的玩笑后，哈哈地捧腹大笑，没有回答，但说不定她心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滋味。也许早在我之前，她就认识了她的丈夫，而情人旅馆的一夜，只不过是她对我照顾她那么久的一种回报吧？不过，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形，看来永远都是一个谜。
1991年的仲夏夜，歌舞伎町的霓虹灯闪烁着异样撩人的魅力。
我像往常那样一身正装，伫立在歌舞伎町的喧嚣当中。
西装革履，头发梳理得像英国绅士般一丝不苟，胡须剃得不留下任何痕迹。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五十四公斤。对自己的外表充满信心——我笔直地站立在大街上，不管天气有多炎热，我依旧衣冠楚楚，毫不马虎。头上的汗水可以用女孩子们送的夏奈尔手绢拭去，腋下也自然不会忘记及时喷上除汗香剂，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过往行人会从自己身上嗅到异味。一切都是那般完美，简直用言语难以形容。
我点着一枝万宝路薄荷烟环顾四周。一些着五颜六色日本夏装和服的年轻女子从我身边款款走过。那些身穿旗袍的妖艳的中国女孩虽然也很性感，眼前这些着夏装和服、踏着小碎步前行的日本女子的身姿同样令我抑制不住怦然心动。
白皙的脖子、清晰的锁骨、凸显的丰胸、和服下那扭动着的腰肢燎起了我的欲念，这欲念与炎热同步，使我难以再平静地站立下去。
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我突然感到腹中一阵“骚动”，饥饿感朝我袭来。我这才想起午饭之后我只喝过几瓶软饮料，于是便往与剧院广场相反方向的那条小路角上的 “后乐面店”方向走去。
平时，这会儿我一般都会招呼哪位同行或某家店的小姐一起去“青叶”或“上海小吃”去吃些诸如甲鱼、螃蟹什么令人有胃口的东西，但是今天却没有这份心思。我忽然想换换口味，重温一下那种带着家乡风味的加肉拉面。
吃完拉面，走出店门，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
我喜欢夏夜降雨，雨飘洒在被白天的炎热晒透了的柏油路面上，脚下会升起一层薄薄的白色气体，灯光映照着，更使这条迷人的街道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色彩。
我在“后乐面店”对面剧院广场中的一家电影院门前避雨。
掏出一枝烟，点上。缓慢地深深吸上一口，然后一点一点从嘴里吐出烟来。
一名在大街上为“卡巴库拉”陪酒店拉客的年轻女子将手帕顶在头上，一路小跑来到我的身旁。她那被雨打湿的头发经灯光一照，现出一轮彩色光环。
“雨说下就下起来了！看来今天很难拉到客人了。”
我一边说着，一边递上手里的干手绢。
“谢谢！”
她微笑着，用声调奇特的中国话道了谢，然后告诉我，她早就知道我。这可一点也不奇怪。在这一带，我可比那些日本人皮条客资格老得多。
于是，我们一边在房檐下避雨，一边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
这位刚刚年满十八岁的女孩告诉我一些她自己的事。比如她崇拜某位歌星，抗日战争期间她奶奶曾在中国东北住过。另外她还问我一些诸如对日本年轻女孩的某些奇异穿戴的看法之类的话题。她说这些的时候，就好像在与她的一位同龄朋友谈天，没有一丝隔阂感。我也对我们的话题充满兴趣。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嘭——”
一声巨响突然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一瞬间，我甚至误以为是一个响雷，因为声音实在太大了。
“啊——”就在这声音响起的同时，身旁的女孩发出了一声尖叫。
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很快就明白了一切。
在“后乐面店”前面停着一辆小轿车，一个年轻女子正呈“大”字躺在上面痉挛着。“是她……”我认识这个女子。
“有人跳楼自杀啦！”
立刻有很多人围在了小车周围。除了那些过路行人之外，他们全是些在歌舞伎町谋生的各色人物，有皮条客、性感服务女、陪酒小姐、招呼客人的风俗店女……
他们之中不乏我认识的中国酒店的老板娘、陪酒女和一些面孔熟悉、常在这一带转悠的游手好闲的中国人，当然还少不了一些在歌舞伎町一带活跃的黑社会成员，而且每一张脸上都泛着充满好奇的红光，眼睛也发出异样的色彩。也许，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使人感到麻痹了，大家都喜欢感官上的刺激，我也不例外。
很快，随着一阵鸣叫声，救护车和警车都赶到了，现场唧唧喳喳乱作一团。日语、韩语、英语、泰语，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等等各种各样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真是热闹非凡。
小轿车周围迅速被拦上了黄色的警戒线，围观的人群对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出了不满的怨声。但很快，这一切都被一阵欢呼声所替代，我也忍不住脱口叫了出来——她还活着！
原来，是那位曾做过为男人洗澡的风俗店女智子，她从“后乐面店”所在的那栋九层大楼的楼顶上跳了下来，幸好落在停着的这辆小轿车上。她在落到车顶的瞬间，没有反弹再摔到地面上，只是陷在车顶上，这一切简直太偶然了。如果摔到地上的话，她早就头颅碎裂，脑浆和鲜血四溅，一命归天了。如果再继续想象的话，那更让我后怕：如果正巧我就在那个位置站着的话……要知道，那可正是我平时固定站的位置。
对智子本人不知道到底算不算是一件好事，她没有死。看着她痛苦挣扎的姿态，居然还有人发出了失望的声音：“啊!怎么没有死!”说这话的是一个黑帮小组员。
只要一想起她那像中国农村姑娘般淳朴的笑脸，我就会有一种揪心的感觉。
她就是被歌舞伎町这一“毒牙”毁掉的可怜的女子之一。
智子——我认识她是在自杀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她的年龄我没有问过，我想应该在二十五岁上下。她长得有些胖，脸也不好看，但还是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可爱之处，至少不令人生厌。
那是一天傍晚，我到一家与我有契约的日本人开的性服务澡堂去拿我应得的那份报酬。当时正巧店长外出买东西，出来接待我的就是智子，她很大方地说：“你是李先生吧!我知道你。你是专门拉客人的对吧？经常给我们带一些外国客人来的。”
智子对初次见面的我没有任何生疏感，很自然地跟我搭起话来。我笑着问了她的名字，然后订正她说：“我不是拉客的，是导游。”
从那以后，只要遇到我在街上招揽生意，智子总会走过来打招呼，聊上几句，时不时的还会递给我一罐咖啡或其他什么饮料。她总是一身夏奈儿的名牌装束，但不幸的是，她的打扮总是与她有些不相称。
圆圆的脸、容易轻信，这就是她。每当我看到她那纯真的笑脸，我就不能不暂时停下工作与她寒上几句，她甚至会一脸认真地听我告诉她歌舞伎町有十七个外星人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并信以为真。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她其实就已经有些要出事的苗头了。
“你知道外星人是什么样的吗？”我问她。
“我怎么会知道？我们还是谈谈别的吧！李哥，你有女朋友吗？”
“我有老婆!” 那时候我还没有跟爱梅离婚。
“不会吧？不可能，你骗人！不行，你怎么会有老婆？”
“我为什么不能有老婆？”
“不行就是不行！——哎！我跟你说，昨天我又输给‘大工源'了！”
“大工源”是一种非常有人气的弹子赌博游戏机。这一机种拥有“爆裂机”之称，之所以有这一称呼，是因为输赢都非常大，是一种赌博性极强的机种。如果坐上一个好台，一天甚至可以挣到二十万日元以上。而一般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一个月也拿不到二十万日元。相反，如果运气不好，一下子就输掉十万、二十万日元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而这些弹子赌博游戏机是那些被称做“扒金宫”的弹子游戏房提供的，就是以前陈海波和范勇经常去的地方。由于日本的法律明文规定不许赌博，所以这种“扒金宫”在名义上仅仅是游戏房，客人用现金购买仅限该店使用的代币，然后将代币投入机器中，机器画面（近年来大多换成液晶显示屏了）中的图像便会转动起来，客人随即分三次选定图像，如果三次停止的图像显示了同一号码，就算客人赢了，机器中会流出一部分钢珠，客人赢得越多，钢珠积累得便越多，最后，客人将钢珠交给店里的服务员，由服务员计数后，发给客人相应的“奖品”，也就是标志钢珠数量的小牌。比如客人一共赢了三千二百零五粒钢珠，而这家店规定五百粒钢珠等于一张小牌，那么最后客人便可获得六张小牌，剩下的二百零五粒钢珠则可以交换为一包香烟或者两盒巧克力等。这样，在形式上这家店并没有给客人提供赌博服务，但是，在离这家店约二十米远的地方，会有一个小窗口，专门“收购”奖品的小牌，比如每张收购价格为一千日元，那么刚才的客人就可以从那里换回六千日元。有一些人每天就沉湎在这种变相赌博当中，有输有赢，当然总体上说，最大的赢家永远是店方。
那一阵子，我偶尔也去玩儿，智子对它简直就像对自己的恋人那般着了迷——如果那时她有一个能让她从心底信赖的恋人的话，也许……
在这次闲谈后不久，我从她在的那家澡堂的店长口中得知她已经辞了那份工作。我问了理由，店长笑着给我做了一个往自己的胳膊上注射的姿势。
智子在注射毒品！我立即想起她的那些不着边际的话和一些奇怪的神情，原来如此。还不仅仅只是这些，后来我还从一个黑社会成员那里，听说智子还向黑社会借了十天就要收取百分之十至二十利息的高利贷，最终总额超过了八百万日元。
在歌舞伎町，有好几家这种专门为风俗店女提供高利贷的机构和个人，他们的生意大都很红火。那些为还债而落入红灯区、进入风俗店挣钱的风尘女子们，有很多都因心情忧郁、逃避现实开始吸毒或注射毒品，结果，她们不但没有还清债务，还背上了更多的新债。这些女子一旦被毒品困扰，没听说过还有谁能重新开始新的人生的。想想也是，如果她们中的谁具备能戒毒的坚强意志，当初也不会跑到这儿来挣钱了。
这样的女子我已经亲眼见到了不止五六个，她们的悲剧命运和结局都大致相同。被黑社会榨干了油水，被老板所骗，陷入毒品当中不能自拔，最后不知什么时候，便悄然从这条街上销声匿迹。
大约两个月后，我在剧院广场附近的一家弹子赌博游戏房又碰到了智子。
当时智子脸上正挂着两个又大又黑的眼袋，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两眼无光地盯着座位前的“大工源”显示画面。身体虽然还像过去那样略有些胖，但昔日饱满的两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得瘦削而憔悴，那神情看了真让人心痛。我坐到了她身旁的位子上。
由于店内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我必须大声说话才能够让她知道我的存在：
“智子，很久不见了！”
听到我的声音，她朝我转过头来，小声应了一下，但整个脸就如同木偶那样没有一丝表情，然后又漠然地对着弹子机继续较劲。
每家弹子房都为客人们准备了很多如单卡收录机那么大小的塑料盒子，用来装赢到的钢珠。看到她身边空空如也的塑料盒子，我知道她今天的手气很背。
我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罐咖啡递给她，说了一句：“你的脸色不好，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她接过咖啡，嘴巴动了一下，似乎在向我道谢，但是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显示屏，我知道根本无法使她离开这个鬼门关，便无奈地走出了这家店。一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前文所述的自杀场景。
事后我从一名认识的警官口中得知，事件发生当日，智子因为注射了毒品神经处于错乱状态中，想必她当时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从楼顶上跳下来的。
智子自杀之后，大约又过了几个月后的一个冬日，我正在街上埋头于我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突然，背后被谁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竟是智子笑眯眯地站在身后，还是那张胖胖的脸，上面并没有写着什么特别的信息，一如既往。
“智子？你还活着！”
我有意开着玩笑。
“我可死不了。连骨头都没断一根。哎！李哥！跟我一起去弹子房赌一把玩玩吧！”
她边说边满不在乎地笑着。这女子可真是个怪人，发生了那样的事，她还照样没事人一般又回到了歌舞伎町…… 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第七章 犯罪浪潮第七章 犯罪浪潮
所谓“斯那库”（陪酒）这一行业，本来是由日本人占据着的，但是在泡沫经济时代，来自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年轻女子大量涌入歌舞伎町，她们从日本陪酒女郎身边夺走了大批日本客人的同时，也将这些日本客人消费的大笔日元寄回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女孩的“进入”，又使歌舞伎町陪酒女郎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几经争斗，逐渐形成了韩国店与中国店平分天下的格局，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店渐渐变得屈指可数。
最早的日本人经营的斯那库百分之九十都是强调“卖艺不卖身”的，大多是陪客人唱唱卡拉OK，喝酒聊天，顶多就是打情骂俏。在泡沫经济时代，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陪酒女郎为了赚取日本人钱包里的日元，开始破坏“行规”，使得日本店日益萧条。而90年代开始，中国人开办的酒店一家接一家开张，“服务项目”也越发朝着“简单明了”发展，直到今天，如果哪家中国酒店还敢称“卖艺不卖身”的话，保证它门可罗雀。 而且，很多酒店也渐渐发展成犯罪的温床。比如，到90年代末兴起的盗用信用卡的犯罪高潮，有些店主与伪造信用卡团伙勾结，在店里的刷卡机上连接一个信号读取器，客人结账时在刷卡机上留下的个人资料同时也被这个读取机获得，然后店主将这个读取机交给犯罪团伙，他们就能很快地复制出这个客人的信用卡，然后在香港、汉城等地疯狂购物。
曾经有好几个跟我有合作的店主，向我打听是否能够介绍伪造信用卡团伙给他们，因为每提供一个客人的数据，他们都可以获得非常丰厚的报酬，我一一回绝了。而且，我一旦知道哪一家店在进行这种交易，便会以各种理由解除合作关系，或者不再将客人往那家店里介绍。尽管这样我的收入会受到明显的损失，但是我不能让我领去的客人一个个遭到这种犯罪的袭击，那样不仅使我的信誉受到损害，而且，日本的警察也不会让我这么轻松地在这条街上继续站下去了。
继斯那库之后，出现了各种保健按摩店，也是走的色情的路子。首先韩国人开始经营保健按摩店，由于价格适中，效果良好而受到日本客人的欢迎。马上，在歌舞伎町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很多华人按摩店，尽管不能否认其中有的店确实是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保健按摩师，然而绝大多数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按摩的牌子，却做着色情的勾当。
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给客人做介绍和服务说明，我也试着进了一家名为“丝绸之路”的保健按摩店。为了体验“一般客人”所享受的接待，我没有暴露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很热情地请我换鞋，并半跪式地给我准备好拖鞋，使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精神还可以。随后，东北小伙子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向我介绍他们的服务项目：“基本保健六十分钟八千日元，每延长半小时三千日元，您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可以按八折优惠。”我沉住气，问他还有什么服务项目，他很机灵地说：“我建议您试一试我们的VIP服务，六十分钟才一万五千元，怎么样？”
“哦？这个VIP都有什么服务啊？”
我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可不可以……这个——”我将两手指尖对上，向怀里扇动了几下——这在日本就是性交的意思。
小伙子有些神秘地说：“这个——您可以同小姐商量，我们，不能直接说的。”说完，拿过一本影集样的册子，打开一页，“这位，娜娜小姐，手法很好。这个，叫幸子，您看，长得很卡哇伊吧，才十九岁啊！”
我从心底感到悲哀。五十年前，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许多中国妇女身负国仇家恨，为了不做“慰安妇”，甚至以死相抗。而在国力强盛、经济发展的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远渡重洋来这里从事色情行业呢？！我真的想不通，究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传统尊严的迷失？
为了工作，我不得不把戏继续演下去：“这样吧，我先做个基本保健，到时候再说吧。”
小伙子将我引到一间用木板简易隔离出来的“按摩间”，这里的灯光微弱，勉强可以看到对方的五官。
小伙子退出后一分钟左右，我“指名”的丽华小姐进来了。她学着日本人的样子朝我鞠了一躬，然后用比刚才那小伙子还不流畅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然后背书般地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请——把——衣服——脱掉，只剩下——内裤，躺到——床上。”我的天啊，真正的日本人恐怕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这样的日语水平也敢单独接待客人？我心里直打鼓。
我按照她的指示，躺到了类似国内诊疗台那样的一张床上。说实话，这位小姐的手法实在不敢恭维，要力道没力道，找穴位就更别提了。熬过了漫长的五十分钟，小姐退去，那位小伙子进来，微笑着问我是否需要“升级”，我觉得根本没有那个必要了，便对他说：“今天没有时间了，以后再来。”
后来，我听说这家店还算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有的店里不管客人是否需要，派出小姐上去就扒客人裤子，然后还“克扣”客人的时间，以提高床位使用率。当然，这样的店统统维持不了多久，便吓得客人唯恐避之而不及。但是那些经营者也真是敢想敢干，到了后来，有些店开张不到一个月就倒掉，他们也不怕，因为根本也不需要回头客，凡是被拉进店的客人就狠宰一刀，到了一个月，不会再有新客人来了，或者惹上麻烦了，便关门溜之大吉，过不久换个铺面，重打鼓另开张。
然而，这些中国酒店和按摩店等的开张，使得歌舞伎町涌进了大量的华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要么是签证过期潜伏下来的留学生，要么就是经过蛇头运送、偷渡上岸的淘金客，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中国话，也带来了复杂的背景和人际关系。从常理上讲，人数越多，坏人出现的概率当然也就越大。更何况，他们来到的地方是本来就不太平的歌舞伎町，这里本来就充满了暴力和色情。
当时，在新宿、池袋这一类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在中国餐馆、咖啡馆里往往都会有中国人在那里海阔天空地谈论犯罪。他们中有的是小偷们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有的是专靠弹子赌博游戏房作假赚钱的团伙在互相交换情报。他们以为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旁若无人地大声商讨犯罪计划。
我有时能听到闲逛在歌舞伎町的中国人说着这样的话：
“日本可真是个犯罪天堂！”
“只要一踏上日本的国土，当小偷就等于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骗日本人简直比在中国骗一个小学生还容易。”
1992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池袋附近办完事，肚子有点饿，抬腿随便走进一家门面有些旧的中国餐馆。
虽然已经到了晚饭时间，但看来店里的生意并不好。除了比我先来的三个客人外，没有别的客人。我一眼看见满是油污的墙上爬着一只蟑螂，于是打了退堂鼓。正打算扭头走出去另寻一家，却听见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上的三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大声喧哗的年轻客人说的是上海话，好像谈论的不是什么好的勾当，我心里一惊，便决定在这家店坐下用餐，且听听他们要做的事情，别到时候影响了自己的生意。
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有意找了张桌子背对着他们坐下。向店里那位无精打采的中年男服务员用日语点了份烩面，然后拿起一份当天的体育报，假装看着。我虽是湖南人，但因为平日与开酒店的上海老板娘接触比较多，几乎能听懂上海话。
“不行！那儿有黑社会的把持着。”一个人嚷嚷道。
“黑社会有什么好怕的？那帮家伙平时又不会带武器。”
“碰到警察怎么办？”
“怕警察还能挣到钱？遇到麻烦赶快跑就行了。反正又没有人认识我们。”
“不过，还是不想与黑社会有冲突，有没有别的办法？”
“你怎么这么包！真有什么就揍一顿，日本的黑社会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他们三个人好像在谈一宗什么“买卖”，无法明确知道到底是何种勾当，但大体上听得出来，好像是准备从饮食店或酒吧一类的地方抢钱。我假装不经意地瞟了他们一眼，从外表看不出异于常人，与普通的语言学校学生没有什么区别，衣着上一点不像是干坏事的那种人。
可是，仅从外表是无法判断人的好坏的。
后来成为歌舞伎町最大势力的福建黑帮，他们当中不管是偷渡来的、犯罪潜逃的，还是老老实实的留学生，都一律不注重自己的穿着和打扮。在每天工作的歌舞伎町乃至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东京街头，最让我感到恐怖的人，不是那些衣着华丽时髦、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黑帮分子，而恰恰是这些穿着落伍的汗衫加廉价运动鞋、尽量躲避众人眼光、阴着脸自顾自走路的中国人。换句话说，我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福建帮。 相反，北京黑帮和东北黑帮却与日本的黑社会有类似之处，打扮得非常招摇，他们倒比较容易从外表上区分出来，当然这也要因人而异。
后来，那三个上海人又开始大声议论其他的事，我感到他们刚才说要做的事也只不过像是吹吹牛而已，便随意吃了点烩面，赶紧离开。
还有过这样一件事。
那是同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那天的工作结束后，深夜两点多，我走进情人旅馆街附近的一家扑克牌游戏店。这是一种店牌上打出“一日元游戏”的赌博店，赢了以后可以像弹子赌博游戏房那样换得奖品，再拿奖品换得钱。这种游戏并不合法，但那时我有了点钱，也偶尔玩玩赌博性的游戏，只不过玩的金额比较少而已。
这家店在地下一层，一般的综合性电子游艺厅只能开到十二点，而这家店由于规模很小，游戏机的种类也很少，可能在注册时耍了点手腕，比如按照“咖啡厅兼营游戏机”登记，就获得了彻夜营业的权利。
店里当时只有一个客人，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穿着艳俗的西服套装，头发烫的是那种典型的黑社会“专用”的短平小卷花头。我瞟了一眼他的左手手指，缺了一根小拇指，看来这是一个黑社会里很年轻的小喽。
他一边玩着游戏，一边与那位中年店员好像关系很熟地交谈着。
“喂！M先生，快让我赢一点吧！这台机器的设定是不是太低了？”每一台游戏机的赔率都是可以设定的，有的店家因为生意不好，为了招揽客人，就会把设定调高，使客人很容易赢钱，然后再将设定调低，那么，客人就只有“填楦”的份儿了。当然，一般客人是不知道某家店及某台机器的设定赔率的，不过老手只要试上几把，大概就能知道这台机器是否能赢钱。
“哪会呢？我们可一直是良心店啊。怎么样，最近你们的生意做得不错嘛！听说你们每天晚上都去韩国酒店狂欢，泡韩国妞儿。”
“不行，不行，我们又不是大组织，有钱的只是头儿，哪能轮得到我们这些人？像我这样的小喽哪有什么指望。真羡慕那些胆大敢自己干私活挣钱的，我原本也想试试，谁知，你看，手指头被砍掉了。哈——哈——哈……”
看样子这个年轻人是管理这家店的某一黑社会组织负责收钱的，难怪他们两人这么熟。黑社会中大多纪律严明，不许成员额外收取保护费等，万一破坏了规矩，要么挨一顿臭骂毒打，要么被扫地出门，切手指头还不算最重的惩罚。
这时，随着自动门铃的一声鸣响，几个中国人走了进来。他们嘴里冒着浓烈的酒味，嘴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方言。
是福建人！
皮肤较黑，眼睛比较大，额头宽宽的，颧骨高高的——这就是一般福建人的特征，眼前的人们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另外，看上去还很凶。他们和在池袋的中国餐馆里见到的那几个不准备干好事的上海人明显不同。他们在那个年轻的黑社会成员面前一点也没有收敛的迹象，还故意挑衅般地在他面前大口吐着痰。我一边注视着自己的游戏机画面，一面紧张地担心着，不想有什么不测发生。
我看了看那个日本年轻人，他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将一个空易拉罐向那帮福建人踢去。
我假装去厕所，走到那个年轻人身边，附耳向他耳语道：
“那帮人很危险，小心点！”
我是认真的。但他却厌烦地瞪着我说：“你要干吗？”然后用没有小手指的那只手拨开我，让我走开。
看来他没有听出我的中国口音，否则也应该会有所顾忌，真是个不识相的家伙。那帮福建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本能地感觉到要发生什么——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对的。
那伙人玩游戏还不到五分钟，就开始对着游戏机又踢又打起来。
完了，要出事！
我假装没有看见他们，低头玩自己的游戏，但那个日本黑社会的年轻人可不干了，他可是这家店的“保护者”，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如果坐在那里不声不响，岂不把自己的脸都要丢尽了？保护这家店可是他的职责，更何况那个中年店员也一直恐怖地看着那些福建人，这时也向他嘀咕起来。
年轻人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将手里正喝着的可乐罐向那几个福建人扔了过去：
“混蛋！你们这些外国佬！干什么呢？赶快给我滚出去！”
刚才一直大声叫嚷着的福建人都一下子愣住了，接着，他们同时站了起来。面无表情，一个个都冷若冰霜。其中一个脸色阴暗、眼光可怕的瘦高个一言不发地向年轻人走去。
嗵——
随着一声低沉的声音响起，黑社会成员的下身被突然踢中，他“噢！”地大叫着跪倒在地。
那个瘦高个回头给同伴们使了个眼色，几个福建人一齐冲上去，用椅子狠砸那个年轻人的脊背，抓住他的头发将头向地板不住地猛烈撞击。鲜血立刻流了出来，那个中年店员欲来制止，也立即被打倒在地。
危险！
我迅速看了一眼大门，离我只有几米远——逃吧！
一个福建人回头看着我，嘴里说了一句什么，然后用手指着我的脸冲我走来。由于我上班时的穿着一向比较讲究，今天又是没有回家直接来这里玩，估计他们把我也当成一般的日本客人了。
我用尽全力推倒了面前的游戏机，使它挡在了我和这个人之间，趁着对方一时无法接近我的间隙，我向大门口飞奔而去。在出门的一瞬，我看见那群福建人神情紧张地看着我的方向，嘴里大声叫喊着什么。
此后的数日，我没有去上班。后来从铃木的口中得知，被那些福建人打得不成样子的年轻人，是歌舞伎町里一个势力弱小的黑社会组织的组员，他被打成了重伤，住院去了。
“我还听说——”铃木最后加上了一句，“他的睾丸都被那伙人剜掉，滚落在地板上了！”
令警察不解的是，这伙福建人并没有抢劫店里的钱，打完人之后很快就逃之夭夭了。我想，他们大概是担心我逃走后打电话报警，所以慌忙逃离了。
后来，这一有伤日本黑社会面子的事件并没有被公开，“睾丸事件”只作为“道听途说的谣言”在歌舞伎町流传了一阵子，也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了，但是，我却是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
犯罪问题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歌舞伎町。我耳旁常常听到一些日本人被中国黑社会暗算的流言，但据我所知，其中大都是编造的谣言。实际上，不管中国人在这里增加了多少，有多少中国人走上犯罪道路，歌舞伎町也依然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时日本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过于渲染一些干坏事的中国人和中国黑社会的可怕，他们一遇到发生了中国人犯罪的案件就大肆报道，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歌舞伎町已经被中国人黑社会所控制了，这就未免太夸张了。
我虽然碰到过那次福建人暴打日本黑社会成员的事件，但这种事情毕竟还是极少的。只不过当时显著增加的中国人犯罪活动和不良中国人频繁出现，促使这些传言更加危言耸听起来罢了。虽然犯罪的人增多了，但是，真计较起来，也不过是近六十万在日华人中的极少数。然而，使我感到极其愤怒的是，因为这一小撮犯罪的中国人，使得日本的警察和许多日本人都对中国人另眼相待。在90年代中期，我还曾经在位于高田马场的一栋公寓楼入口处看到过这样一张招贴纸，上面印着“如果看到中国人，请马上打110报警”，这居然是管辖区的警察局张贴出来的。我被日本警察这种侵犯人权、毫无道理的做法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在“福建人痛殴日本黑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我真正开始感到了一种生命将要受到威胁的不安。因为我在歌舞伎町已经太“有名”了。我担心，迟早会被这些不讲信义、财迷心窍的同胞们暗算的。
于是，时常站立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我，也不得不与日本警察打起了交道。
话说回来，在歌舞伎町时间待长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从黑社会成员到街头小痞子、皮条客、陪酒女、风俗女、毒品贩子、流浪汉……可以说，都是些与普通市民相去甚远的边缘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繁华都市里生出来的畸形儿。
君临于由这些畸形儿组成的世界当中的上层人物可以说就是黑社会，而唯一能与他们相对抗的势力，也是在这条街上生存着的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那就是警察。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发起了一股打击黑社会势力的“清扫运动”，警察和政府号召小业主们拒绝向黑社会缴纳保护费，并在各个警察署专门设立“黑社会投诉部”，一旦有店铺或者个人遭到黑社会的骚扰，警察便马上出动，给黑社会以打压。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是不可能完全消亡的，但是在政府的强压之下，黑社会的行为也大为收敛，他们将资金转向正当行业运作，逐渐摆脱了“暴力、凶恶”的形象。像先前说的歌舞伎町黑社会游行的渐渐衰弱，也是这个原因。到今天，黑社会已经基本上不敢对平民进行威胁了，而即使偶尔发生枪击事件，也大多是派别之间的争斗。
起初，我完全无法分清警察与黑社会成员的区别，特别是那些专门对付黑社会的便衣刑警，他们的外表看上去比黑社会还像黑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剪成黑社会成员的那种短平头。而且，他们跟黑社会一样，几乎每一个人的目光都是冷峻的。
在这条街上，没有黑社会做后盾无法生存。但同样，不和这些警察打交道也同样没有出路，而且，如果说有黑社会撑腰可以保持在这条街上生存的最低保障的话，那么，有一些警察朋友就等于有了稳固自己地位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警察有时要比黑社会更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可是，与这些“条子”交往必须掌握好分寸，和他们太近了不行，会引起黑社会和周围的反感与怀疑。太疏远了也不行，那也就会成为警察们的“眼中钉”。尤其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更是要加倍小心，不然可能会更麻烦。
1989年的一个冬日，我第一次被刑警盯上。
“你，中国人？”
一个五十岁左右、体格健壮的男人突然发话。来者不善，他的表情很凶，我一惊，还以为他是黑社会的。当时正是我遭到一帮日本人皮条客袭击之后，担心黑社会的人来找麻烦，把我赶出歌舞伎町。
“是！我是从中国来的，姓李。”
我尽量保持笑脸，态度恭敬。那个男人毫无顾忌地再三打量着我，态度蛮横。
“干吗呢？你在这儿？”
“我带外国游客到店里去。”
“拉皮条的？还没听说过有中国人在这里拉皮条。你没有那个吧？”他晃了晃手指——看来我被当成了非法滞留者了。我对他的身份越发感到不解，因为如果是黑社会的，应该不太关心外国人的滞留资格。
“喂！跟我来一趟。”他强硬地命令道。
看来今天的收入是要泡汤了。我无可奈何地被他带到了剧院广场旁的派出所里，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是警察。
警察大多数都是他这种德性，他们从不会先亮出自己的身份，态度傲慢而蛮横。几乎没有人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最多只是亮一下手里的黑色警察证，然后想问什么就问什么，问完了便扬长而去。
这一次也同样。
“语言学校的学生做这种没有脸面的事可是不行吧！不过，你不是不法滞留的人，今天就到这儿吧！喂！不用再坐着了，你可以走了。”
日本警察里有一大半都是这种一见你是中国人就怀疑你是犯罪分子的讨厌家伙。但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尽管不情愿，我感到我还是必须与这些令人讨厌的日本警察们打交道。碰到危险时，我不相信这些家伙会来真心保护我，但至少可以在与那些与我敌对的中国人和日本黑社会势力较量时多少起点作用。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在警察面前装出一副“协力者”的样子来。这，也算是被逼无奈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不过，说句实话，和他们大多数人打交道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些家伙比那些黑社会成员的口气还要大。
其实，在日本的黑社会成员可以算是最不歧视外国人的一类人了。只要利益相一致，他们才不管对方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伊朗人，谁的本事大、谁能够使他们获得利益，他们就会和谁一起合作干事，而且，本来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当中就有非常多的朝鲜后裔。
与此相反，日本的警察却对外国人持有极强的偏见。不过，这也难怪，外国人与日本警察的确是发生过很多次极不愉快的交锋的。
比如1992年9月，一名警官在履行公务，盘查可疑人员时被对方突然开枪打伤。虽然后来证实犯人并不是大陆来的人，而是台湾的黑帮成员，但这件事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下，还是让日本社会震惊。而1994年在歌舞伎町发生用青龙刀砍死人的“快活林事件”，使得日本警察们恨不得将全体中国人都当成他们怀疑和打击的对象。正因为此，即使与那些警察有交往，我也会在心底里加以防备。
于是，我有选择地与一些刑警开始了交往。他们当中有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刑警、有国际搜查科的刑警、还有专门对付黑社会暴力组织的刑警。另外，我在管辖歌舞伎町的新宿警察署也有了几个熟面孔。现在，我的名片夹里总是塞着各路警方人员的名片，以备不时之需。 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第八章 骗与爱第八章 骗与爱
1992年，这一年令我终生难忘，我的生活就像电影和电视剧一般，发生了各种变故。
1990年10月，我与爱梅离婚后，马上搬到了中野的一栋名叫“WHITEHOUSE”的公寓楼里，住进了一室一厅，房租是十二万七千日元。这里离我的学校“东京流行服装学院”很近，特别是我能从窗户上远眺西新宿的高层建筑群，这一点使我很满意。我是那种喜欢住在都市正中心的人，虽然这次搬家我向黑社会借了二百万的搬家费，但是，我想凭我当时的工作情况，还是很快就可以还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要抹去一切和爱梅有关的记忆，这样，我才能从我的第二次失败婚姻中复苏过来。 不过，我是一直在走桃花运的。在南希之后，我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她当时是东京某私立大学的留学生，上海人，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悠悠。
悠悠比我小五岁，个子高挑，有着时装模特般的窈窕身段，又大又长的两眼非常妩媚，是一个标准的上海美女，而且，听她说，她在出国前曾经获得过上海礼仪小姐的冠军。我第一眼见到她，血就一下子冲向头顶。
我这还是第一次和上海女孩交往。后来，她还成了我的时装模特。
悠悠当时刚从一个上海男人那里逃出来，就像一只迷路的猫咪一样，又可爱，又可怜。而她的性格也像一只猫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她总是悠闲地躺在床上，手指间夹着一枝细长的香烟，一边抽一边看着窗外发呆。尤其是她那喃喃的上海普通话，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针强效的兴奋剂，每次她趴在我肩头或怀里嘀嘀咕咕地说什么的时候，我就完全被麻醉了，一点也听不进去她在讲什么，总是迷迷糊糊地用嘴将她的嘴堵住，然后就顺势滚到床上或者瘫在地板上……
于是，我们的关系不断升级。在我的要求下，悠悠搬来与我同居。
我们两个人常去专卖中国食品的杂货店“知音”，像一对恩恩爱爱的新婚夫妇般买一大堆从国内运来的河鱼、螃蟹、虾、甲鱼等新鲜货回家，一起做着吃。
我烹制辣味的湖南菜、悠悠烹制酱油较多的甜味上海菜，然后在床前的小桌子旁一起享受。
曾经是舞蹈演员的悠悠，斜躺在床上，可将她那优美的长腿高高抬起，挨到她的耳朵，对从镜子里欣赏她的我媚笑着。
我也迎合着他摆出一个造型。片刻之后，慢慢将手伸向悠悠的身体……我们能在身体韵律中找到共鸣，这是和其他女人之间不曾有过的体验。
悠悠的柔软肢体与我的热情阳刚相碰撞，简直就是那对“天生一对”的最完美的注解。身体上的和谐让我对悠悠产生了越来越深的依赖。
我们俩都喜欢喝甲鱼汤。有一天，我收工后从歌舞伎町回到家，听到阳台上有很大的声音，以为出了什么事，赶快奔过去，原来是悠悠，她的表情很恐怖，紧皱双眉，两眼充满仇恨般地盯着手里拿着的塑料袋，里面不知道装进了什么，正奋力往阳台的水泥地上一下一下摔打着，嗵—嗵—嗵—，地板发出沉重的响声。我急忙打开阳台门问她：
“悠悠！你在干什么？出了什么事了？”
突然听到问话，悠悠一惊，回过头看见是我，随即绽开了笑容，扑进我怀里，白皙的小脸上和尖尖的鼻头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汗珠。
“你终于回来了！我非常想吃这个。”
她说着打开了手里的塑料袋。里面一只满是血污的甲鱼正痛苦地挣扎着。
“啊！是甲鱼呀！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了呢！”
“我不会杀甲鱼嘛！我怕被咬了手指，所以想把它摔死。可怎么也摔不死它。”
杀甲鱼从来都是我的工作。尽管如此，一向文静的悠悠当时那种发狠的神情还是让我很担心。
“你不会哪天也把我当甲鱼给摔成这样吧？”
我嘴里虽然开着玩笑，但心里却真的有些担忧。
“神经病！胡说什么呢？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哎！你是不是打算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啊？不然怎么会这样问我？”
说着，她扑哧一笑，就是这一笑最可怕，这笑容里面藏着诱惑男人、让男人屈服的“毒药”。当时的我就是一个已经深度中毒男人，如果早一点认清她的本质的话，我的1992年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我这个在夜晚的歌舞伎町都没有被打败的男人，却被眼前的上海小女人轻易地就给俘获了。
中野的公寓下面二楼有一家美容美发店，出于方便，总是喜欢去那儿理发。
成为久美子常客的重要原因是，她也作为留学生去过澳大利亚两年，与当年的华裔谈过恋爱，她还对辣味的中国菜特别钟爱。
那家美发院的女店长名叫久美子，年龄比我小三岁，却总是像个大姐那样关照我，听我诉说一些个人的烦恼，帮我想办法、出主意。她曾在澳大利亚留过学，还跟一个中国男孩谈过恋爱，所以非常能理解我在异国他乡的处境。我也带悠悠一起去过，久美子的技术不错，我们成了她的常客。
有一次我去剪头发，看到一个比真武还要胖出几圈的男人在里面和女孩子们聊兴正浓，那些平时略显矜持的女孩子像接待她们所崇拜的影星那样热情甚至谦恭地围着他，听他神侃。那男人身穿和服，头上还扎着一个发髻，打扮的那些相扑运动员们差不多。见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们，久美子走过来告诉我：“你知道吗？那个人就是若乃花大关。”
我说难怪这张脸会这么熟悉，他就是电视上常出现、报纸上也常登出大幅照片的那个日本相扑明星，那段时间他正与这家美容店的一个女孩谈恋爱。我过去请他签名，他还和我握了手。他的签名我至今还好好保存着。
不知道为什么，和久美子在一起我感到心情非常轻松、愉快。不知不觉中，我不理发时也常常光顾她那儿。久美子休息时，我们还会一起去咖啡店坐坐。
1992年这一年，是我的生活中最繁忙的一年。“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已经开始进入毕业制作的准备阶段。毕业时间迫在眉睫，必须得考虑下一步的出路，这可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我的学生签证只能拿到次年3月了，这之后的签证……眼前还有歌舞伎町的工作，“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不容我有半点疏忽和怠慢，我好不容易才在歌舞伎町取得了比较稳固的地位，得到周围的认可。同时，收入已经相当可观，它足以支撑我在日本继续我一直以来想从事的事业。日本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黄金”之国。
说真心话，我还想再在日本待上几年。然而，那时悠悠对于我已经胜过一切，我被她的娇嗔所迷醉，只要能和她结婚，我情愿放弃留在日本，和她一起回国。
1992年2月，我带上悠悠一起回到上海，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我感到自己幸福极了。
在上海短短的几天里，我们为选择在哪里办结婚喜酒、都请些什么人来参加等事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在极度兴奋当中度过。
我必须得做出一副在日本获得成功、凯旋的骑士模样，在这种时候可不能小气，因为我知道上海人是很讲究排场的，尤其是这么一位上海美女肯屈尊嫁给我这样一个出生于湖南（上海人认为除了上海以外的地方都是乡下）而且又离过婚的男人，更不能让她在家里人面前有半分的失意，现在如果显出了小气，那可要一辈子在女方家人、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们决定比照名人的样子举办结婚典礼，在东京和上海各办一次，让悠悠好好风光一场，在亲朋好友面前挣足面子。
在上海待了三天以后，我赶去四川，向父亲汇报结婚喜讯，母亲这时早已去世了。
当时，父亲已经再婚，他与妻子住在成都，过着隐居生活。父亲原本在故乡湖南当教师，几年前因“芙蓉学院事件”，移居到四川，现在他已经剃光了头发，皈依佛门，成了居士。
出国已经四年了，我才得以在成都与父亲重逢。我从小就整天跟着母亲，与父亲关系一直都有点疏远。原本在上海办完事就应该立即返回东京，但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冥冥中上苍的暗示，我突然想起了父亲，迫切地想见他老人家一面。于是，临时决定去成都。可是悠悠怎么也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所以，我只好一人独行。得知我在日本生活不错，马上又要再结婚了，父亲非常高兴，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流下了眼泪。
仅仅过了两个月后，父亲李正平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终年六十三岁。
从上海回东京三个多月后，我接到了一个从中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
“你说过要和悠悠结婚对吧？”
打电话来的是大使馆领事馆的一个朋友。
“没错！等我从学校一毕业，我们就打算去办手续。前不久我刚刚和她一起去上海她家里见了她的父母。”
“你说的是真的？没开玩笑吧？”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说着玩？她父母也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我们准备明年在东京和上海举行两次结婚典礼，到时候请你一定参加。”
“这可麻烦了……”他欲言又止。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我问。
“你先冷静一下，听了先别着急。其实，昨天悠悠到大使馆办结婚手续了。”
“啊？！她为什么要瞒着我自己去……”
“我要告诉你的是，她登记结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一个日本人。我见到时，非常吃惊，所以马上给你打电话。”
原来，悠悠是和一个日本公司职员结婚了！
我简直就像是一个小丑一样被她给耍了。这么长时间，从房费到生活费，一切的一切一直都是我在支付，还有给她买的那些价格昂贵的名服装、首饰等等……连去上海的往返路费和所有开销，也都是我支付的。而结果，悠悠从一开始就并没有想和我结婚的打算，我只不过是她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把能榨的都榨干了，最后一脚蹬开了事。
“结婚”只不过是一个“诱饵”而已。
可既然是这样，又为什么还要专程让我陪着去上海见她父母呢？她的这种做法也太过分、太……
听到这个消息，我直接驱车去悠悠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家中国餐厅，我第一次见到悠悠就是在这里，她是一个毕恭毕敬的服务员，我是一个出手阔绰的顾客，当时我一次就塞给她一万日元的小费。后来我和悠悠同居，我劝她不必继续在这家店做了，可是她却坚持说，如果自己在日本没有什么工作做，会闷死的。
我到了店门口，正碰上悠悠下班。我没有看见她打车，却是直接上了一辆陌生的小汽车，司机位置上也是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看到这个，我气都不打一处来，上前就把她拽下车来，厉声问道：“悠悠，你为什么要骗我？”
悠悠愣住了，她没有料到我会在我的上班时间来找她，她盯着我的脸，眼睛里充满了闪烁不定的神情。
那个男的见到我，二话不说，踩了油门就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是悠悠的语言学校的韩国籍同学，也是悠悠和那个日本职员之间的介绍人。当时我还以为他就是要抢走悠悠的男人，心里顿生一股恶气。我想我当时就差拨电话叫人痛扁他一顿了。
悠悠缓过神来，开始哭着跟我辩解：“我并不是有意要骗你的，我是真心喜欢你，所以更无法将真情说出口……我本来确实应该在去上海前将一切告诉你的，但我不敢说……”
我想她的这些话应该是真的，一回想起我们的缠绵和激情，我就不忍对她发脾气，但是，我心中的怒火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平息了呢？
“浑蛋！你这个骗子。你把我当傻瓜了怎么的？既然是真心喜欢，为什么还要和别人结婚？”
这句话根本就是多余。跟爱梅一样，悠悠也是被金钱和利益迷了心窍，也可能就是为了留在日本。想在日本，过上好日子，自己又不想去工作，找个日本人是最合适的。
我又算什么呢？跟我结婚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明年就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一毕业，自己的签证都没有办法解决，哪还顾得上她。从我这样的男人身上是得不到更多实惠的。趁着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多利用几次，利用完了就扔掉。我想，这可能才是她当时的真正想法。
我们一路无语，回到了寓所。可是，我们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了。悠悠现在只想逃，是的，从她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她曾经的温情脉脉了。
“我们结束了！现在就给我从这个房子里出去！”
我无望地叫道。
听到我的叫声，她没有再说任何话，站起身就开始收拾东西。
“喂！听着！把我给你买的那些衣服和首饰都留下，不准带走。”
我不想显得那么小人，但不这样不足以平息我的怒火。
但是，她并没有把我的话当一回事，相反，也摆出吵架的态度：“给了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我想带走就带走。”这下，把她的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气暴露得一览无余。她指着墙角里我们积累的避孕套盒子，说，“看看这些，我就算是卖，也不止你这些东西了！”
平时几乎从不发火的我这时再也忍不住了：“你给我滚！你这个上海婊子！”
我怒吼着一巴掌打到她的脸上，把她赶出门去。
从那天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对自己的同胞“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他们只会给别人穿小鞋！他们为了钱不择手段！他们都是骗子！特别是在日本的上海人，我已经不想再与他们打任何交道。
同时，对产生这些想法的自己，我也生出一种无法用语言述说的厌恶之情。
不过，我的这些想法也随伤口的愈合渐渐消失了。到现在，我对同胞再也无法燃起过去那种强烈的老乡意识。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有比较强烈的“老乡”意识的。遇到同乡就会感到亲切，关系也都比较密切，拧成一股绳。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我渐渐感悟到，不论什么样的人，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日本人，或者是中国人里的上海人、福建人、台湾人，甚至香港人，说到底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一样辛苦地活着，为了生存而努力奔波，他们可能会因为金钱利益的引诱而犯错，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也可能因为良心的驱使，而从事很多慈善的事业。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有爱也有恨，有优点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是上天造出来的普通的人罢了。
90年代中期开始，我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招了多名员工和我一起招揽客人，就没有照顾湖南人而排斥别的地方的人的意识。也不会因为哪个人和我是湖南老乡，就对他另眼看待或提高待遇，而是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所以，我的伙伴中有上海人、东北人和其他地方的人。
那么，被悠悠欺骗后，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是不是就因此情绪低落，整天萎靡不振呢？我可绝不是那种软弱的男人。
不管怎么说，当时她也是我真心想要结婚的女人，被骗后是有些接受不了，感情因此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但是，要在夜晚的歌舞伎町生存下去，不被别人打垮，就必须有坚强的意志，换句话说，脸皮不厚一些是不行的。不管心里有多痛苦，即使心在抽泣，外表还必须做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平静。只有这样，“对手”才不至于乘虚而入并打垮你。如果有人看出“李这个家伙最近好像心思不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的话，自己就有可能会被人趁机摧毁。这，就是歌舞伎町存在的真理，在这条街上，是不允许流露出丝毫软弱的。弱者，在这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我像以前一样，昂首阔步地奔走在夜晚的灯红酒绿当中。
这时候，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把悠悠赶出去后，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
区役所大街上，有一家“卡巴库拉”陪酒店是日本人开的。里面的陪酒小姐也全都是日本人。一般情况下，我常带客人去中国人的店，所以，难免很容易和这家日本店有了隔阂。原因是我站在这家店门口把过往的客人拉到中国店里，“抢”了他们的客人。“卡巴库拉”的人当然会生气。
起初是“卡巴库拉”专门雇来拉客的家伙向我表示抗议，我没有理会，最后，店长亲自出来找我的麻烦。如果我还继续不理睬他们，最后他们的“后台”一定会出面的。尽管我与极东会的头目认识，但这一次与以往的情形不同，我的“后台”恐怕也未必会为了我这个外国人而得罪日本人，我也不想让他们夹在我和日本人当中为难。
那么铃木呢？如果找他也许会帮忙，但这家伙非常认钱。如果找他帮忙，除了每个月定期的保护费外，他肯定还会要求附加的报酬，这种事情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因此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决定自己到这个店去当客人，去花钱。
“店长，你先别生气。我并没有抢你的客人的意思，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去你店里的客人硬拉到别处去。即便是我想这么做，也做不到啊！我也不愿意把事情弄大，这样吧，今天我就先当一次客人到你的店里去玩玩，咱们好说好商量。”
其实，店长人不错，他尽管有些不高兴，但听我这么说，就答应了。当天，我在他们店开了一瓶两万五千日元的威士忌，一杯又一杯、很大方地请店里的小姐们喝饮料，一次就花了五万多日元。
“店长，今天玩得非常愉快，我还会偶尔来玩玩的，请多关照啊！”在店长客气地送我出门的时候，我也很有风度地向他致谢。我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摆平了。
不曾想，结果根本就不是什么“偶尔”的问题，从那天以后，我居然迷恋上了这家店，几乎日日光顾。
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我也因自己的工作关系时不时地在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喝酒，有时候是为了不得不和警察或黑社会拉关系。然而，作为客人进入日本人的酒店，里面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日本人的酒店比中国台湾人和大陆人的酒店服务好多了，他们的服务实在是很地道的。
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是我一进店就来陪我喝酒的女孩子。她的年龄只有二十二岁，但服务细心周到，非常有眼力，也很善解人意。她留着日本比较流行的那种半披肩发，妆化得浓淡相宜，尽管容貌一般，但是在街上她总会赢得较高的回头率，是那种很有味道的女孩。当时我正好是被悠悠甩掉不久，内心非常寂寞和苦闷，非常需要有一个人来倾诉。
而霞总是认真地听我说话。
“这种女人是不是太可恶？”我一只手端着杯子喝酒，一只手揽着她的腰说。
“是啊！太不像话了。李哥真可怜！”霞有些鼻子发酸，用略带鼻音的又甜又软的声音附和我、赞同我。只要杯子里的冰一有点融化，杯上的水珠流下或喝酒时水滴到我身上，她就会马上用小毛巾给我擦干。想抽烟时，又总是在最适宜的时刻将打火机打着伸过来给我点着。我简直就像个黑社会小头目般被伺候得好好的，被当成什么人物看待。我被她的这些周到举动和柔情感动了，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飘飘然的感觉。
还是日本女人温柔可人！我开始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去，而且每次都指名要霞陪我。
日本的斯那库小姐，不陪客人去饭店开房，但那只是相对而言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会看到大把的金钱而无动于衷呢。刚刚到日本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要想泡日本的小姐，只要连着去她的店里面喝上半个月的酒，天天指她的名，就没有泡不上的。确实，日本小姐基本上不会与第一次来的客人上床，我觉得这倒不是她们不喜欢钱，而更多的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与中国社会相比，日本社会的生存压力很重，也就造就了很多的“变态狂”，这些心理上不正常的人，也许是建筑工地的工人，也许是电车司机，甚至也许是著名企业的课长、部长，表面上斯斯文文，一旦跟他去了旅馆开房间，很可能瞬间就变了一个人，轻的捆绑、辱骂，重的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我想，日本小姐也充满了对金钱的想往，否则也不会陷身于这个行业，但是她们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行为相对谨慎，对于不了解的人绝不会轻易开房间的。
于是，为了得到霞，或者毋宁说是为了满足我那被女人伤害了的虚荣心，我为霞大方地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我们到中国饭馆吃饭时，专点燕窝、鱼翅一类的高档菜肴。我给她的礼物有路易威登的皮包、夏奈尔的服装、迪法尼的项链……当然还去高档饭店。我还带她到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去旅游，我俨然是一个泡沫经济时代的有钱绅士。
说实话，在为霞花钱的过程中，尤其是掏出现金或者刷卡的瞬间，我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这种花钱的快感甚至超出了其他的感受。不，也不完全一样，毕竟，我在初恋般地追求一个陪酒小姐，尤其是对于备感失落的我来说，精神上的快感可能大于肉欲上的亢奋。每当霞在努力讨好我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发泄和复仇的感觉，有时候，我想：妈的悠悠，你让日本男人干，我这里也在干日本女人！我没有输给你！可是每次完事后，从饭店里出来的时候，我依然很失落。或许，我一时无法从悠悠的阴影里走出，就连这个善解人意的可爱的霞，也不能使我真正快活起来。
我和霞共交往了三个月，最终还是分手了。
三个月的时间，为她花的钱包括支付“卡巴库拉”店的花费，共用掉了四百多万日元，折合人民币近三十万元。
说实话，霞确实是一个年轻而可爱的女孩，但并不是我爱的女人。说到底，这个日本女人只是我摆脱情感痛苦的替代品，我对她不过是一个能送她礼物、为她花钱的客人而已。而我也不是她真心相爱的男人， 分手也很简单，我只给了她十万日元了事。霞有些恋恋不舍地说：“李哥！谢谢你！以后有时间还请来店里玩。”
可是，还有半年时间，我就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我的学生签证也无法再续签了。
人生真像一场戏。我的意志就要完全消沉下去了。
我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情绪急躁，待客的态度也缺乏耐心，结果客人都跑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
11月的一天，我上完学校的课回到中野的住处，可能是显得过于憔悴，美容院的久美子看到我，主动跟我打招呼。
“李哥！你怎么了？平时见到你什么时候都是昂首挺胸的，今天怎么会这样？好像快活不下去了似的。是不是生病了？”
当久美子那被太阳晒得非常健康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了一种安全感。久美子不胖，但身体非常健壮，让我有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
“你说的没错，我已经快死了。”
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久美子热情地邀请我：“店里现在不忙，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也许我能帮帮你。”
久美子的面庞就像太阳一样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把有关自己的一切都全部告诉了她。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久美子的面前我都感到非常有安全感，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任何事情都不必隐瞒。只有在她面前，我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她的年龄比我还要小三岁，但在她面前却有一种如同孩子在母亲面前的感觉，她总是能包容我、理解和帮助我。我像孩子得到母爱那样得到她的关怀，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恋母情结”？
“原来你遇到了那么多的事。真不容易！不过，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人总得往前看。我希望能看到你像往常那样开心，什么时候都充满信心的样子。”
“我现在怎么能开心得起来？工作不如意，女朋友跟别人跑了，钱全部给造光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明年签证也要到期了。你说，我还怎么高兴得起来？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李哥！告诉我你的真心话。你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后，是想继续留在日本呢？还是已经厌倦了想回国去？”
说实在的，我当然还留恋着日本。不，准确地说，不仅仅是留恋，而是根本不想、也离不开日本。我太热爱歌舞伎町这条街了，我已经成了它的一分子，离不开这里了。学业虽然结束了，但想在日本的时装设计行业找到称心的工作是几乎没有可能的。尽管我对自己的专业充满自信，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一个来此不到五年的中国人，想就此跻身日本的时装界，能力还差得太多。所以，我还是想继续做自己的歌舞伎町“导游”工作。可是，如果没有了签证，一切就都无从谈起。我说过，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干任何违法勾当的，当然包括超期滞留这样最常见的违法。
“我还想继续留在日本，但签证很快就要到期了。我真想找一个日本女人结婚算了。可是……”
“那就结婚吧！”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结婚？谁结婚？你说我？哎！和谁结婚？”
久美子的表情非常认真，她定定地直视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李哥！我一点也没有开玩笑，请认真考虑一下我的话。如果你还想继续留在日本的话……”
我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等着久美子后面的话。
“如果李哥还想继续留在日本的话，我可以和你结婚。”
她的话让我非常意外，吃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说的不是假结婚，而是真结婚。我不希望作假，如果你愿意娶我一起生活的话，我们可以结婚。”
说到这，久美子才咧开嘴露出了笑容。
“这样虽然能帮我，不过，久美子，你找一个自己真心爱的人结婚岂不是更好？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但怕委屈了你。”
“我们先结婚了以后再恋爱不就行了？你不觉得这样很浪漫吗？它能带给人激情，充满挑战。我不是那种只求安定的女人，我们结婚过着试试看，如果两个人真的不合适的话，再离婚也可以啊？”
这话让我有点着急。
“不行！离婚不行！离了婚，签证就麻烦了。”
没想到久美子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捧腹大笑起来。
真是幸运！这是我来日本后碰到的又一次幸运事件。就如同极度窘迫之时，突然有神人相助那般。
一个月后，我和久美子结婚了。这是我的第三次结婚，我们彼此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但我却被久美子的真情和宽容深深地打动。我自信能跟久美子生活得美满。结了婚，签证的问题也自然解决了，我的生活激情重又高涨起来。
幸运一桩接着一桩。这一年年底，我在“东京流行时装学院”上学期间创作的服装设计图，获得了《读卖新闻》报评比的设计奖。
经历了种种磨难的我的1992年就这样平安度过了，从不幸到幸运，真应了那句话：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第九章 往日回首第九章 往日回首
面临悠悠背叛、面临毕业后的签证等问题之后，我真的没有想到，久美子居然会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当时，我父亲已经离世，可以说我对回国的念头已经几乎为零，更何况在歌舞伎町的事业经过奋斗和抗争，正处在蒸蒸日上的阶段，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弃它而回国的。
而且，回国后我能做什么呢？在国营体制下做一个小职员？被一群家长里短的大嫂主妇们包围？总之，我一旦回国，肯定难以适应国内的环境，而终将一事无成。 生命之神始终向我显示着奇迹。久美子在我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毅然同我结婚，不仅使我保住了合法居留权，而且还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这是我至今，不，是永远要感谢她的。
我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当时我的积蓄几乎为零），我也陪她回老家拜望了一下她的父母，之后，我们在中野的公寓中开始了跨国婚姻的新生活。
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女性结婚后基本上就不出去工作了，她们的天职便是相夫教子。但是久美子是个懂事又有主见的女孩，她同我商量：“我知道你也不希望我继续工作，我也知道你会认为能够养得起太太才是真男人。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积蓄，白天我在家里闲着也怪无聊的，这样吧，我还是在美容院打工，只不过每周只去三天，这样，既可以照顾好家务，又可以消磨一些闲暇时光，更何况那些姐妹也都舍不得我辞掉。”多么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啊，她怕伤害我的自尊心，完全不提她的收入可以补贴家用这样一个现实。我紧紧地将她揽在怀里，心里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比别的日本女孩——哦，不，别的日本主妇更好的生活。
由于毕业后我取得了“日本人配偶”的身份，而我在歌舞伎町的工作主要是在夜间，因此白天在家里的时间比以往多出许多。有时，我中午起来，吃完了久美子上班前做好的日式饭菜，便复习一下服装学院的功课，然后思考如何在歌舞伎町保持并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如果遇到久美子不去上班的日子，我们往往整个白天都赖在床上，体验新婚燕尔的甜蜜。
像久美子这样出生在60年代的日本女孩，对于中国的了解可谓微乎其微。她总是好奇地问我：你的家乡有竹林吗？你妈妈很漂亮吗？留学日本回国的人都会受到重用吗？不会被怀疑是间谍而被监视吗？
因此，往往是在我们激情过后，她趴在我身上，一面打开电视机或者音响，一面听我向她讲述我在中国的故事。
说起来，我在日本忙碌了这么久，如果不是久美子刻意地询问，我都忙得记不起来了。湖南的山水，母亲的笑容，还有我们一家坎坷的经历，那一切，就像一阵风一般，因为久美子的好奇，重又吹到了我的面前。
我母亲两岁时外公去世，外婆靠在长沙一个大资本家的家中做女佣维持生计，把我妈妈拉扯大。在当时，女孩子是很少有机会受教育的，但幸运的是，那个资本家出钱，送我妈妈到重庆师范学校念书，所以我妈妈成了一个读过书、有文化的女人。
在和我爸爸结婚之前，妈妈有过一次婚姻。她的第一个丈夫参加过国民党，他们的婚姻随着他的被镇压而结束，并留下了两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姐姐。爸爸是在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工作后，经人介绍认识我妈妈的。尽管我妈妈比我爸爸大了五岁，那时还带着两个孩子，但是她的知识女性的气质吸引了我爸爸。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串联到北京，当时他是湖南著名的造反派“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政治部主任，时年四十岁。
我小时候很崇拜我爸爸。在我眼里，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爸爸年轻时参加过解放军，立过军功。从部队复员后，进入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了两年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直到退休。爸爸爱好文学，能讲会写，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六岁时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那时三十八九岁，风华正茂，参加造反派，游行、演讲、写横幅、写大字报，很是风光。记得那时爸爸常常是在几千人上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腰间别着手枪，手拿话筒在台上演讲，好神气好威风。他是当时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的“湘江风雷”的第三把手，是“湘江风雷”的“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写大批判文章、做演讲。他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所以日后在“文革”结束后的政治审查中得以过关。
印象中我爸爸是个喜欢表现自己、爱出风头的人。他很喜欢写东西，在部队的时候就写过剧本、迷歌（一种民间文学体裁的作品），还发表过迷歌集。后来还成为湖南省文联的民间文学协会的会员。然而很多年后，我家遭受了一场重大 “变故”，也和他的这些个性和爱好有关。
1960年8月27日深夜，我出生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
那时正是全中国粮食极度短缺之时，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造成粮食短缺的直接原因。饥荒对农村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从1958年到1962年这三年间，全国有九千万以上的人参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运动。农村争相谎报农作物亩产量，同时，全民大炼钢铁，连各地的学校都土法制造炼钢炉，为了虚报产量，连各家用的铁锅、铁壶都被纷纷收集去“炼钢”，极其荒唐可笑。我就出生在这一火热的时代。长大后听母亲说，我生下来时连奶都没有吃上几口。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检讨，“大跃进”运动终于宣告失败结束。然而，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再次陷入了混乱无序的时代。
十年动乱，“造反有理”的口号几乎每日都能听到，当时还刚刚进小学的我并不明白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但外面街上的打斗情形却至今还记忆犹新。
60年代后期，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的青年人对披头士、滚石乐队痴迷发狂之时，中国的红卫兵小将们却在高举毛泽东语录振臂高呼口号。“破四旧”的号令，引领红卫兵小将上街打破所有的传统。大街小巷，每日高音喇叭都在播送“最高指示”，人们的愤怒声、悲哀绝叫声不绝于耳。我从小就胆子小，所以每日都在心惊胆战中过日子。文革之前两三年，我几乎从未走出过学校大门，因为外面太乱、太可怕了。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在五兄弟里排行最小，从小受到母亲的宠爱。我们的家就是小学校的旧教室，当时很多教师都由学校分配这种旧教室为住房。这种房子都是砖瓦盖的平房，每间有三十平方米左右，脚下是土地，公共厕所在校园尽头，厨房就是校园，我们一家七口人就住在这里。由于湖南省地处长江中游，气候冷热分明，夏季酷暑，可以与四大火炉城市相比，我们住的砖瓦房夏天热得像澡堂，而且，各种虫子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冬季寒冷，大地冰冻，睡觉时，身上穿着毛衣，再盖上几床棉被才能抵挡寒冷。然而，我们全家七口只能分开挤在两张床上睡。
我童年时家里粮食一直不够，饭菜都很简单，肉只能是偶尔打打牙祭。偶尔有点鸡肉，母亲也总是最先夹到我的碗里。那个时候猪油常常被当肉吃。将猪油蒸熟后，洒上酱油拌在饭上，真是美味极了，剩下的油底则放到第二天，下面条吃，母亲做的猪油拉面是我最喜欢吃的。吃一口拉面，仿佛就可以感觉到母亲那浓浓的爱意，那么温暖，那么享受。
公共厕所在校园的一个角落，又远，夜里又没有电灯，所以各家都准备了痰盂在家里用。那时的厕所真是不堪回忆。文革期间，各个单位的日常工作都处于停滞阶段，通常一个星期才来一辆车淘一次粪，几个星期才来一次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夏天，厕所周围一片恶臭，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上一次厕所就像上一次战场，跨在细长的粪坑上，下面的污物堆得高高的，稍不注意，就会将别人的排泄物弄到自己身上。我经常犯这种错误，因而也就总是被母亲浇水惩罚。而且，我在父亲的命令下，常常要早早起床将盛满排泄物的痰盂端到厕所去倒掉，这可是我最不喜欢干的事。所以，每每这种时候，我都会在肚子里埋怨我的父亲，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竟是那么的幼稚可笑。
小时候我长得像个女孩子，性格也像个女孩子。我不敢参加男孩儿玩的“打仗”游戏，还总是遭到小伙伴们的欺负。另外，我从小就讨周围女孩子们的喜欢，我因此被男孩子们嫉妒，经常被他们追着打骂，还说我是“假小子”，所以，我的日子并不好过。
“文革”那些年，父亲李正平作为“革命委员会”里的造反派成员，整天将心血都投注在“打倒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当中，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几兄弟。学校几乎全都处于停课状态，父亲和他的同伴每天乘着专用吉普车，英姿飒爽地奔波在大街小巷，为宣传文化大革命而尽力。沉醉在“革命活动”中的父亲，几乎不怎么回家，家里就好像没有他这个人，我甚至没有他和我儿时说话的记忆。
八岁时，我进了长沙市“红领巾歌舞团”，文革最初的狂乱稍稍开始平息，我有时会随歌舞团会去为一些党代会什么的献歌献舞。当时我的舞技已经在红领巾歌舞团首屈一指，记得学习雷锋的时候，我就是演雷锋的头号演员。这样，一直被当做“假女孩”而受到欺负的我，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因为舞蹈特长，我在学校、区里、市里都成了知名人物，再也没有人会小瞧我了。从父母、学校的老师、歌舞团的指导老师到市领导，都不住地夸奖我，我终于能扬眉吐气了。
接着，在我还刚刚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被湖南省湘潭歌舞团选中，成了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并且开始每个月按时拿工资。也就是说，我已经成了一名有收入的专业舞蹈演员。不过，这样的代价就是我离开父母，从长沙乘船到湘潭去。离开长沙的那个清晨，母亲牵着我的右手，父亲牵着我的左手，一直送我到码头，等我上了船，我才知道要长时间见不到父母了，这才流下了离别的泪水。湘江的水，如今在梦中依然那么清澈，我还依稀记得那个清晨，当太阳冉冉升起照在水面上的时候，父母那若隐若现的身影，在摇晃的水波中渐渐消失……
在湘潭歌舞团里，我开始练习芭蕾，并作为湖南省的代表随团赴各地演出。而且，由于年少就离开父母，又跟着从事演艺的叔叔阿姨们跑江湖，所以，我也很早就知道大人们之间的故事，比如两个女演员为了一个好看的男演员争风吃醋，一个女演员为了能够跳主角而委身屈就剧团的导演。由于我长得清秀，所以也很受团里兄弟们的喜欢。有一次团里停电了，夜里黑糊糊的，同团的一个男孩子抱着我的脸狠亲，第二天照镜子的时候，我才发现脸都被亲紫了。这件事后来一直传为团里的笑料。慢慢的，我渐渐长成一个高大的小伙子。
二十一岁时，我从歌舞团退了出来。我知道，专业舞蹈演员的舞台生涯是很短暂的，没有了一张年轻的脸，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我曾经尝试过弹钢琴或者是拉小提琴，但是，这岂是短期内就可练成的？！于是，我离开了歌舞团，开始了漂泊的生活。我先是成为湘潭调压电器厂的工人，后来对调回到长沙进了一家塑料厂，不过，我对塑料厂里的气味实在难以忍受，便跟一个服装厂的工人交换了工作岗位。于是，我开始跟我喜欢的服装行业打上了交道。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很快进入了新的时代。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吹起了春风，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如果努力的话，总是能够找到新的机会。我曾经尝试着去演电影。主角是当时中国最红的男演员赵尔康。一听说是能跟他一起演，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使自己成为电影演员的机会。
我顺利通过了面试，导演叫我马上参加拍摄，我很有些得意洋洋。片名叫《特殊身份的警官》，讲述战争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殊死斗争的故事。我演的角色是一名国民党士兵，一登场就一命呜呼了。可是，我还是为我的第一次演出感到非常兴奋。这部电影在当时挺受欢迎，为了多看几次银幕上的演员表里自己的名字，我去了好多次电影院，有时这还成了我追求女孩子的“资本”。
“去看电影吧！那上面有我演的镜头。”
“真的？你没骗我吧？”
女孩子会带着好奇和敬佩随我一起进去。
可是，电影看完后，女孩子却说：
“我怎么没看见你？你的镜头在哪儿？”
由于我在导演的眼里不具备当演员的天资，所以没有在电影界继续混下去，从那时起，我对电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我以为我当演员的机会就这么一次，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居然又会在日本出演日本拍的电影。命运总是会如此捉弄人。1998年，由日本著名影星中井贵一和中国女演员耿忠主演，反映不法滞留的中国人与日本黑社会成员的恋爱故事的影片《情书》中，我扮演一个歌舞伎町的引路人角色。虽然上镜头的时间非常短，但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多看几次自己的镜头，我照例又多往电影院里跑了几次，照例以此作为追求女孩子的“资本”……
不过，在1981年出演《特殊身份的警官》后，我对当电影演员这条路彻底断了念头。我明白自己虽然有舞蹈天赋，但却没有丝毫的表演天才。于是，我打算进入商界。这一年，正巧父母在长沙开办文学函授教育，创建了函授教育学校“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我任这所学校的办公室主任职务。
1982年，受《山西青年》杂志办刊授学院的启发，在长沙十中当语文教师的爸爸发起创办了以文学创作专业为主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起先办了个面授班，后来发展成了函授。当时个人是不能办学校的，所以就请湖南省作协、美协和民间文学协会出面牵头来合办这所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当时高考难度很大，绝对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式，所以招生广告发布后，报名的学员络绎不绝。
这所“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办学方式是，定期将教材寄到学员手中，学员将这些教材阅读后，按要求解答里面所附的试卷上的提问，然后将试卷寄回学校。学校用红笔改过后，再寄回给学员。这种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极受欢迎，学校设立才仅仅三个月，当时，每个学生缴报名费和第一年的教材费、学杂费共计十一元五角， 五万多名学员的报名费总额为六十多万元人民币。当时使用的教材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的教材，为了教学需要，我们要派教师到学员比较集中的城市开展巡回面授。作为学校的负责人之一，我在全国东奔西走，忙于为学校邀请顾问，拜访一些有名的作家，请他们编教材、出试题、批改学生的作业。同时，我还参与定期发放给学员的《文艺报》的写稿、采访和编辑工作，需要经常去采访一些知名作家，并请他们写一些感想什么的。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但内心却非常充实。
正当我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开办仅一年多，就被有关部门以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为由取缔了，检察院还对学院的有关人员立案调查。据说当时查出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所用的教材中有“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字样。而当时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用的也是这份教材。至于经济问题，主要是指学院在聘请王光美、浦安修（彭德怀的夫人）、何长工、王首道等老同志（也是湖南老乡）担任学院顾问时向他们“行贿”，而“行贿”的物品是产自湖南的莲子罐头和香片茶叶。学院的停办使我家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件事对我们全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我来说，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1983年，就在检察院立案调查的第十个月，我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八岁。我最小的哥哥完全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
“该学校以收报名费为名诈骗，这是一起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诈骗行为！”这是媒体用得最多的说法。
作为“诈骗了十八万元”的主犯，这一事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就这样我家开办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成了诈骗老百姓钱财的“李氏学院”，而“李氏家族”则蒙骗了善良的人们，“骗取”了大量钱财。
诈骗金额十八万元，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行，然而，审查了整整一年，结果法院做出以“没有明确的欺诈证据”为名结了案。最后，由省政府拿出二十万元，加上办学一年后剩余下的三十万，全部返还给学员，学院停办，调查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
在母亲死后，父亲很快再婚，与我的继母到了四川成都。但是，再婚的生活也没给他带来生活的乐趣，或许“文革”中造反派的经历使他看破红尘，他越来越厌世，几年后皈依佛门，当了在家居士。失去母亲，哥哥发疯，父亲再婚，我觉得在家里待下去再没什么意思。恰逢深圳一家服装厂来长沙招裁剪工人。我一直对服装设计有兴趣，趁着这个机会，我离开了长沙，进入深圳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开始了生命中的又一段旅程。
当时，我就蒙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并一定要设法实现它——那就是挣些钱后出国。
就这样，1988年，我踏上了赴日本的路……
跟久美子诉说我的陈年往事，我发觉自己真的很幸运。一向温和的她，为了我童年的贫困劳苦而感伤，为了我少年时的凌云壮志而激动，为了我们家遭到的打击而义愤填膺，也为了我一路奔波，追求成功的精神所折服，我发觉她是那么宽容、那么善良，就仿佛一直关爱着我的早逝的母亲，从她身上，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阳光般的母爱。
有关在日中国人与日本人结婚后，由于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不同而产生剧烈冲突的报道经常能够见诸报端，但是，我和久美子却异常和谐，几乎可以说是“跨国婚姻”的杰出代表。我觉得，不管出身在哪个国家，夫妻之间要相互谅解，相互信任，像我和久美子这样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夫妻，怎么会因为适应不了对方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而导致婚姻破裂呢？
不久，我们的爱产生了结晶，1993年9月，我的妻子怀孕了。于是为了我们一家的幸福，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
说到学业，这个时候，我快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虽然进入学院时是“胸怀大志”，但学习和“引路人”的工作显然无法两全。
在最初到学院学习的日子里，我通宵在歌舞伎町打拼，天亮之前才能回到家，等着我的是那时的妻子爱梅的冷眼，还有做不完的作业，每天都要图画、写报告，如果不按时完成是无法升班的，即使再累，我也必须硬撑着把它做完。睡觉的时间几乎没有，困了用冷水匆匆洗把脸，将书和作业、绘图工具塞进大皮包里，就得骑起自行车奔出家门。
到了学校的时候也正是我筋疲力尽之时，不用说，坐到教室里，一上课就开始睡觉，怎么强迫自己不睡也是不可能的。
“李君！醒醒！”
老师发火的声音时常打断我香甜的梦。
“哈依！我带你去家好店。”
睡眼蒙中我竟脱口说出过这种梦话。
我坚持着睁开眼睛听讲。可是，还不到一分钟就又合上了眼皮，老师又发火了。
“李君！”
“哈依！”
“站起来！”
“哈依！”我揉着眼睛站了起来，周围都是些二十岁上下的日本孩子，他们不好直接取笑我，但都在偷偷地乐着。
“别站在那儿挡别人视线，干扰讲课，站到教室最后面去！”
这样的情形反反复复发生，可我还是依旧坚持着不缺课。因为只要我按时到了学校，就不能算我缺勤，这样，就可以保证我的出勤率，到签证更新时便不会遇到麻烦。
课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难事一桩。已经进入三十岁了，和在日语学校时一样，在这里我也是年龄最大的。在设计课上，那些只有十几岁的日本学生只要三十分钟就能画完的内容，我却往往需要一个小时。每星期一上午的服装设计术语测验是最难对付的，平常上课时老师说的日语充其量我只听懂百分之七十，何况那些专业术语。听惯了街头粗俗的日语，我对有身份的日本人使用的标准日语却感到茫然。
好在我是一个有小聪明的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些“对策”，顺利混过去。
比方说，我开始请班里的女孩子吃饭，有时候还付给她们一点“辛苦费”，然后将作业交给她们，由她们代我完成。绝大多数女孩对这种“交易”感到很满意，因为对于一般的日本女孩子来说，日常花销方面除了家长会给少量之外，其余的主要靠自己打工，而这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美差”则是可望不可即的，更何况我的出手大方和风流潇洒更是她们之间议论的话题，甚至不给钱她们都愿意帮我。
还有，讨一些老师的欢喜也是我的护身符之一。说真的，当时的我可比现在要英俊得多，属于眉清目秀又英俊倜傥的那种。在日本的服装设计界里，同性恋是很多的，我似乎恰恰属于这一类男人喜欢的对象。那些中青年老师们并不需要我太多的付出，只要对他们殷勤一些就可以了，我的身体当然是不让碰的，那样，性质就变了。
这些小伎俩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喜欢我的一个老师还帮我完成过几十张设计画稿的暑假作业。作为回报，我也给他买了衣服和首饰。同那些女学生一样，他也乐不可支，如果不是碍于“师道尊严”，保不齐他会扑上来拥抱我一下。
我终于能在“引路人”和学校中间相安无事。但是，明明只是一个穷学生的我，却穿名牌服装、花钱大气，致使校园里流传起“李在当男招待”的传闻，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既不做肯定回答，也不否定，由他们去猜测吧，把自己搞得神秘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在学院里，我最喜欢的课是制作自己设计的服装。因为这是我学习服装的真正兴趣所在，也是我来日本的最初目的。不管有多累，我都会兴趣盎然，这是不需要别人帮忙的。悠悠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我那么疼爱她，甚至以她为模特来设计服装。那时，老师评价我的服装时称我的设计充满了某种特殊的爱意。后来，由于我有了久美子，生活渐渐轻松起来，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也蒸蒸日上。通过努力，我的服装设计知识、审美眼光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从这一意义上讲，这四年的学校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几百万日元的学费也物有所值。
1993年3月，我顺利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
毕业后，我便开始在东京寻找与服装相关的工作。但是，事实是冷酷的。一个外国人想跻身于日本的上流社会是很难的，想在日本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为了养家糊口，我依然在歌舞伎町继续我的引路人工作。但是，有空的时候，我也不忘记将自己的服装构思画到图纸上，权当是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吧。
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一个由日本兄弟企业赞助的业余服装设计师服装设计赛在北京举行。我一听说这个消息，非常振奋，虽然我知道要成为一名专业服装设计师对于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作为爱好，也为了将在日本的四年学习生活作一总结，所以，我毅然报名参加。结果，我的设计作品被选中参赛。
当时正值中国国内开始重视服装潮流、时装展览和比赛的时期，各个新闻媒体都蜂拥而至，比赛规模盛况空前，许多电影明星和著名文化人也都参与其中。
虽然我的设计最终遗憾地落选了，但在比赛结束后召开的晚会上，我却认识了中国国内著名的服装杂志《时装》的编辑，她给予我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机会。她了解到我是刚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的，便试探着问我：“你人在日本，能不能帮我们就近采访一下日本举办的各种服装展览，将日本服装界的最新动态写出来，配上照片寄给我们？我们可以每期杂志都发表你的文章。”
我没有半点犹豫，一口承诺下来。原本我就一直盼望着能从事与服装设计相关的工作，既然我的设计得不到业界的认同，那么，我想，我也应当通过自己的文字来传播自己对服装的认识。因此，《时装》编辑的要求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中国的杂志稿酬标准自然非常低，一年下来也不过一千块钱的人民币，折合日元仅一万五千左右，但是，只要我还能在歌舞伎町混下去，我就可以支撑自己对服装的热爱。而且，我还因此获得了《时装》杂志东京特派记者身份。有了这一身份，我就能够大摇大摆地自由出入日本的时装界名流的聚会场所，随时参加他们的作品发布会和时装展览会。我觉得它将给我的生活增加新的亮点，甚至可以说它比在这次设计比赛上获奖还重要，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从此，在歌舞伎町“导游”身份之外，我又多了另一个头衔——时装评论员。
然而，采访文章即使我还能勉强应付，但是对于时装摄影我却是一窍也不通。我那逢场作戏的性格却让我满口“没问题！没问题”地答应下来，但真到了要去时装表演会场拍照时，我却抓瞎了。作为一名专业记者，我总不能带着个傻瓜相机跑到会场上去乱拍一通吧？即使是苇子送给我的那台佳能EOS，拿到一流时装摄影师面前也是会被笑话的。
回到日本，很快就迎来了著名设计大师山本耀司的时装作品发布会。我在距发布会只有两个小时之前，才在新宿西口的照相机专卖店匆忙买了一台专业记者用的尼康照相机和一个长焦镜头。我偷偷塞给年轻售货员一个包着小费的纸包，他花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将操作方法快速教会我，我背上摄影包飞奔向会场，就此上阵。说起来，平时我哪会有时间去选购照相机，再去花时间和精力学习摄影，所以才导致这般狼狈地临阵磨枪。
时装发布会会场设在东京滨松町的山本耀司自己公司的仓库内，我在会场入口处领到一个记者证挂在脖子上，进去之后，发现已经有几十个摄影记者在那儿各自摆好架势恭候表演的开始。我找不到更好的位置，于是绕到摄影记者们的对面，迅速掏出我的家伙试起镜头。
咔嚓！咔嚓！按刚才售货员教给我的操作方法，照相机开始正常运作，闪光灯也没有问题。我终于舒了一口气，看来我能对付过今天的采访和拍摄任务了。正当我安下心来时，一名留有胡须、体格健壮的摄影记者冲到我面前，大声训斥起我来。
“八格牙路！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摄影记者的位置不是在那边吗？你的闪光灯在这儿咔嚓、咔嚓地，谁还能拍得了照片？”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采访，没有任何知识，不懂得任何规矩，完全是无知而鲁莽，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摄影记者们的群体怒视之下，慌忙退到了摄影师阵列的最后面。可是，在这个位置哪里还能拍到照片？我向刚才冲我发火的那个留着胡子的摄影师鞠着躬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请原谅！我是中国《时装》杂志的记者，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发布会，规矩不懂。拍不到照片上面会怪罪我的，能不能在您的旁边让我拍几张？请多关照！”
对方长相挺凶，实际上却是个好心人：“原来你是第一次啊？真够佩服你的勇气的。”他听完我的话竟豪爽地笑了。
真是不打不成交啊！那一次虽然没有拍到多少有价值的照片，我却因此和那些摄影记者交上了朋友，此后我经常能从他们那儿学到些摄影技巧。我的时装摄影水平也逐步提高。很快，我拍的照片就时常被选中并发表在《时装》杂志的封面上，这给我带来了自信和自豪。
而我的那些摄影记者朋友和熟识的服装评论家们，他们只知道我作为记者及评论员的一面，却一点也不知道我还有另一张“夜晚”的面孔，他们至今还以为我只是一名中国服装杂志的专业记者。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其实每天都在不停地与日本的黑社会、警察以及各色犯罪分子周旋和较量着。这样一想，我的心里往往会泛出一种五味俱全的滋味。
我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有多种面孔的家伙，一些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而我只求让自己过得更加充实，并能以此为乐。
再后来，我还和日本兄弟工业株式会社起了冲突。我在北京时装设计比赛会场上拍的照片，被他们擅自采用了。这家公司虽是此次时装比赛的赞助商，但他们在采用我的照片时，并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
我在做时装评论员工作的同时，还做些翻译兼协助采访的工作。
1995年我陪同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再次赴北京，采访北京时装设计比赛时，发现兄弟公司盗用了我的照片，刊登在该公司的产品广告上。最初，我并没有想一定要怎么样，也并没有想难为此公司，只想让他们跟我说声“对不起”就行了。
可是，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时，他们的态度却十分傲慢而蛮横，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这种态度惹怒了我。自视发达国度的日本，不是非常注重维护“著作权”、“肖像权”之类的知识产权吗？怎么会如此无视我的意见，还摆出一副无礼傲慢的态度？难道仅仅因为他们侵犯的对象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这已经不是什么金钱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尊严问题。于是，我回到日本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讨回公道。
久美子听说了这件事，也支持我的举动。于是，我花钱雇了律师，正式向我的对手发出了抗议，并做好了上法庭的准备。结果，对方感到事情要搞大了，主动提出和解，正式向我赔礼道歉。
和律师商量后，我决定接受和解。他们付给我二十万日元和解金，并对我道歉。钱是小事，重要的是我一个人在与日本大公司的斗争中，没有半点屈服，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件事大长了我的志气，真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为了自己的信念，不管对手是谁，大公司也好、黑社会也好、警察也好，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都希望自己能不畏困难、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歌舞伎町案内人（连载）---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第十章 我的模特生涯
有了《时装》杂志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后，我开始出入服装界知名人士的各种聚会。
1994年的春天，我在著名服装设计师花井幸子的作品发布会上进行采访，在随后举办的晚会上认识了一位大人物。 这位人物是个年迈的老人。在人才济济的众时装设计师当中最为突出，他被众人包围在中间，衣着异常华丽，周身焕发着光彩。大家非常有兴趣地听他讲述着什么，大有众星捧月之势。
这位老人独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位老人看上去七十五岁左右，上身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衬衣，外面套一件粉红色针织背心，下身是一条纯白、笔挺的裤子，一身打扮简直就像是一个模特。头上戴顶橙色无檐帽，眼睛上是一幅70年代初流行的那种墨镜，气质上给人以一种很有知识和教养的感觉，尽管已是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却不知道为什么让人想到“帅气”这个词。
这位老人到底是谁？
我对他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忍不住向身旁的一位摄影记者打听。
“他就是日本时装界的大名鼎鼎的长泽节先生。”
原来是他！长泽节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他就是培养出日本一代时装名流的“泽现代服饰美术所”的所长，像金子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穗积和夫等都是他的弟子，他是日本时装界的泰斗级人物，一位让服装界人士肃然起敬的老前辈。而此刻，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就站在我的眼前，我激动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一定要结识他！”我向身旁的同行说了句这样的话，就手持名片、忐忑不安地一点点挤进层层人群，来到老人面前。
“长泽老师，非常冒昧，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时装》杂志的记者，叫李小牧。今天终于有幸见到老师，不管怎样都想和您认识一下……”
我用不太熟练的日语吞吞吐吐地说到，没想到，长泽先生却一下子握住我的手，大声说：
“嗬！真不错！真不错啊！”
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什么不错？”
“原来你是中国人啊！难怪身材这么好！真是太棒了!”
他一向以喜欢年轻、漂亮特别是清瘦型的男孩而出名。战争年代，他所画的美女都是那种弱不禁风的模样，因此被当时的决策层军部指责为“不健康美女的画家”，甚至还受到过禁笔的处分。长泽先生酷爱的对象，不管男女，一律都是那种长相漂亮、又瘦又高的类型。
按年龄来说，我当时早已不属于是漂亮男孩了，但幸好外表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对自己的体形还说得上自信。那时的我也许正是长泽先生喜欢的类型。
“小李，一定抽空到我的学校来玩。”
“真的？我真的可以去您的学校找您吗？不会给您添麻烦吧？”
日本人一般说“什么时候一起吃饭”、“什么时候一起喝酒”或“来我家玩”，都不可当真，那一般都是礼节性的语言。我经常难以判断这些话是出于真心、还是仅仅只是客套，所以当时对先生的这句话也同样充满了疑惑。
“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小伙子，我更喜欢你了。不用顾虑，一定来找我！”
几天后，我找到了位于新宿区的一栋只有六层但非常气派的大楼，这就是“泽现代服饰美术所”。
长泽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然后把我带到最上一层，写着“学生免进”的他的个人休息室。
说实在的，当他说“走！到我的房间里一边喝茶一边慢慢聊！”时，我着实有些心情不安。但一想到对方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不管怎么也不可能向我发动“突然袭击”时，也就不再有什么顾虑，照着他说的跟着他上了楼。
实际上，从长泽先生看我的眼神，我直觉上认为他是一个同性恋。只是，他的眼光并没有令人讨厌的色迷迷的味道，而是一种欣赏、一种赞许，而且，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后来长泽先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小李，我既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只要是漂亮的。”先生喜欢所有美丽的人和东西，只要美丽，不管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这都不是什么问题，“美”就是先生的价值判断标准。
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我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双性恋者！”
长泽先生好像真的很喜欢我。他亲口告诉我，喜欢我的脸形、五官和身材。平常，如果是从一个男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表白，那一定会让我非常厌恶，甚至恶心，也许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但不可思议的是，听到长泽先生这样对我说时，我却没有什么不适之感，甚至还可以说有些沾沾自喜。长泽先生让我很感动，他对人毫无偏见而且坦诚，使我对他心怀敬意。
那天长泽先生穿着宽松的衬衣，坐在带有顶棚的床上，抓着我的手，一边轻抚，一边感慨：“这手指多长，形状多漂亮！但可惜的是，指甲太长了。不注意经常修剪的话，那就对不起这么漂亮的手了。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可别忘了把指甲修剪好。”
他抓着我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上触摸着，接下来又命令我：“把脚伸过来！”
“啊？我的脚？”我有些犹豫。
“是的！把脚给我看看，快点伸过来！”
我只好照着他说的把脚伸过去，没想到先生慢慢将我脚上穿的白色运动袜给脱了：“这种袜子太普通了，应该穿更性感的漂亮袜子。噢！手指那么漂亮，没想到脚也这么漂亮。但是，真可惜！看看，脚趾甲也这么长。”
他说着，又将脸颊贴到我的脚上。
“小李！你的身材可是太棒了！这可是天赐的，真难得。你有女朋友吧？”
“有！我已经结婚了。”久美子温婉的脸浮上我的心头。
“是吗？啊！这么漂亮的身体只让老婆一个人占有可实在是浪费。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到我的学校来当绘画课的模特儿？我平时并不刻意教学生什么，但有一点，我总是尽量让他们去欣赏、去用心感受美——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学习。”
我倍加小心地问：“当模特儿可以，不过是不是裸体的那种？”
听到我的问话，长泽先生大笑起来：“哈哈！原来你还这般害羞啊！”
在生人面前脱光衣服，这对于我可实在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更何况还要在很多人面前。而且，我即使在日本的公共澡堂，那种叫做“钱汤”的地方洗澡，都感到很不自在，何况是做模特儿。只要一想到自己站在众人面前光着身子，众人都用认真、审视的眼光一齐盯在我的身上，我都觉得像是要下地狱般不自在。
“对不起！裸体可绝对不行。”
长泽先生对我的拒绝显得有些失望，但还是说：
“没问题！没问题！那就不脱衣服怎么样？不脱衣服就没问题了吧？”
从那以后有一年时间，我每周一到两次去“泽现代服饰所”当模特儿。尽管是穿着衣服，但同时面对几十名学生，被这么多人围着，起初还是有强烈的抵触感。但是，一两个月过后，慢慢地习惯了这项工作，那种抵触感却渐渐演变成了一种被注视的快感，那种当芭蕾舞演员时常常感受到的表现欲又复苏了。
不过，歌舞伎町的活动一年比一年费神费力，结果，我的模特儿生涯只持续了一年就宣告结束了。但是那段经历还是成了我人生的宝贵经验。
模特儿工作结束后，长泽先生依旧约我一起喝茶、吃饭，谈论时装、电影等各种话题。先生除了时装设计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电影评论家，在杂志上经常发表电影评论。每次和他在一起，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精力旺盛、信心十足，不时带给我新观点和新认识，使我耳目一新，我丝毫没有那种和一位老人谈话的感觉。
1999年6月22日，我得到了长泽先生去世的噩耗，他终年八十二岁。
我参加了在青山殡仪馆为他举行的葬礼。葬礼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参加葬礼的人的衣着尤其引人注目，很多人的打扮都极富个性色彩，令我非常吃惊。他们的黑色葬礼服一点不像通常的葬礼时穿的那几种固定样式，充分显示了“长泽流”的葬礼风格，这也算是给他时装界大师的一个完好纪念和总结。
我想，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位在日本结识的老师，他是一位真正有自由人格的老人。
在与长泽先生的交往时期，久美子平安地产下一子。孩子很可爱，继承了我的眉清目秀，也继承了他母亲恬静的微笑。在歌舞伎町的紧张工作之余，我把心力都投入到了对孩子的抚养上。
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是从晚间七点开始，第二天凌晨结束。所以，我在白天的时间都可以匀出来陪我的儿子。虽然每次回家我都很疲累，但是，一见到我的大胖儿子躺在婴儿床里，伸展着柔软的小手小脚，试探着这个世界，我的心里就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对生活的热爱。我甚至觉得，我以往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给儿子换尿片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而且，我津津有味地乐在其中。这在日本的男人世界中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此，当久美子把我对孩子的悉心照顾告知她的父母和兄长时，她的家人都纷纷对我刮目相看。
不过，让我感到微微有些烦恼的是，久美子对我的爱已明显地变淡了。她关注的重点已经从我转移到了儿子身上。我们家庭的重心就是孩子。孩子哭闹时，家里就会乱成一团，给他喂食，检查他的尿片是不是湿了，或者捧出一堆玩具逗他，而当孩子欢笑的时候，家里也如沐春风，其乐融融。
看着一天一天长大的儿子，我暗自下了决心，我要让我的儿子得到日本最好的教育，成为日本最上流的人。于是，我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歌舞伎町的导游工作中，去捞取更多的资本。
正在这个时候，歌舞伎町的犯罪阴云越来越浓。站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甚至可以清晰地嗅到贪婪和欲望不断增长的气息。但是，为了更好地生存，为了我们一家的未来，我只有拼命工作。
1994年4月的一天，我像往常那样站在中央大街上等待客人。从靖国大街方向大摇大摆走过来七八个人，一眼就知道他们是中国人，我当然照常不失时机地迎了上去。
“你们是中国人吧？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们介绍有意思的店。”
他们的容貌给我一种预感——他们是一伙福建人！其中的一人刚开口说话，立即证实了我的猜测，他用福建腔很重的普通话回答：“有意思的店？你说什么店？”
我一下子被这帮福建人给围住了，我本来只想像往常那样招呼客人的，但他们的表现却像是要找我的麻烦，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凶相。
“我姓李，是歌舞伎町的导游，请大家多多包涵。”说着，我拿出自己的名片。
当然不是所有的福建人都不好，一般福建人都很努力，也很能吃苦，有更多的福建人在日本都不哼不哈地努力工作。还有那么多认真的留学生，他们中也不乏福建人。眼前的这群福建人虽然不善，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来歌舞伎町，内心有点紧张，本能地表现出敌意罢了。想起自己刚来这儿时也同样表现出紧张和好奇，而在这几年的导游接待中我知道，大部分第一次来这里的中国人也都因为紧张脸部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属于同一种情况。
不过，他们蛮横的动作让我的戒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一个人从我手里一把抢过名片，递给同伴，然后说：
“这位兄弟说要带我们去有意思的店，走，咱们去看看到底哪儿有意思！”
他说着发出一阵怪笑，然后斜着眼睛看着我，接着说道：“正好！我们正想到哪儿去喝上一杯呢！怎么样，就劳你驾带我们去一趟啦！不过，如果不像你说的有意思的话，那到时候你可小心着点儿！”
果然不是什么好人，从好人嘴里是不可能说出这种威胁人的话的。这是在日本的繁华大街，又是在红灯区，能用这种口吻说话，这可不是一般的小痞子做得出来的。我开始紧张了，虽然还谈不上怕他们。
我在歌舞伎町摸爬滚打了整整五年，什么样的情形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对手没有见到过，何况当时的我背后已经有了颇具威力的靠山，别说对方仅仅只是些乡下小流氓，就是黑社会的我也有对付他们的自信，何况眼前这群人的感觉还看不出是黑社会成员，充其量不过是乡下来的一帮恶棍而已。
只是，把他们当做客人带到店里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万一他们在店里找茬闹起事来，或者不付钱就跑掉，那我的信誉可就没了。
我犹豫了片刻，打算带他们去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一家名叫“倾心”的上海酒店。我用手机打电话给那位老板娘，悄悄地将事情原委说清楚。她听后回答我：“按说不愿意这些人来，但最近店里的生意非常不好，客人很少——你还是带他们来吧！”
他们进店后仅仅过了三十分钟，就又回到了我站着的中央大街上，一伙人将我团团围在中间，开始大骂：“什么有意思的店，你居然敢骗我们！好大的胆！”
“怎么连一个陪酒的小姐都没有？”
“里面怎么就一个上海老女人？你这混蛋，我宰了你！”
我一边劝阻他们不要发怒，一边马上打电话给那位上海老板娘问是怎么一回事，老板娘哭着诉说：“我告诉小姐们马上要有一帮福建人来，她们一听就都给吓跑了。以前也有福建客人来过，不满意小姐的服务态度，抓着小姐的头发连踢带打，把别的客人都赶跑了，所以大家一听说是福建人就害怕。他们刚才没有付钱就走了。”
没有办法！最后，我给了他们一万日元才算了事。
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可是，两天之后，突然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就是我介绍那伙人去的那家倾心酒店的老板，被两个福建人给杀了。我想，莫非就是这伙福建人干的？那我岂不成了引狼入室的人了？我慌忙去打听消息。因为和这家店有回扣约定，关系又比较熟，各方面的消息都自然汇集而来。原来，犯人并不是和我发生争执的那帮福建人，但是跟他们是否有关就无法查证了。
“倾心”店是由一对上海兄弟一起经营的，老板娘是兄长的妻子。事件发生当天，兄嫂两人出外度假，只有弟弟一个人在店里。据我掌握的情报所知，其实兄弟俩和那两个福建人早就认识，不但认识，他们原本就是一伙的。这兄弟俩过去就和福建人一起做着制作和贩卖假护照的非法勾当，这次是因为分赃不均，彼此发生了口角。
当时，我正好到店里去收回扣。看到两个凶巴巴的颧骨突出的男人已经在店里，正跟店长谈着什么，这自然没有引起我过多的注意。我还以为他们只不过是来店里喝酒的客人，跟店长闲聊而已。而在我离开数小时后，惨案发生了。他们在谈论中意见不和发生了争执，争执不下，最后福建人拿出了匕首。店长被一个福建人用匕首扎死，而另一个福建人也在打斗中被击中要害死亡，剩下的一个人当场逃走。当时的新闻报道说那是一桩抢劫杀人事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一个星期后，我和老板娘一起到位于新宿区下落合的殡仪馆去参加葬礼。被杀的那位店长的照片被挂在佛坛前，简单的葬礼完毕后，遗体当即被送去火化。
参加葬礼的人正在休息室里等待火化。我茫然地注视窗外，一辆警车停在火葬场，车厢后面的门被突然推开，一名手上铐着手铐、腰上绑着链子的中国男人跳了下来。
原来是老板娘的丈夫，遇害店长的哥哥，他已经因伪造和贩卖假护照的嫌疑而被警察拘捕，此刻是被特别允许与弟弟做最后的告别来了。他那被铐着手铐的手在空中乱舞，发疯般号哭着：
“啊——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啊——唉——”
一片寂静的殡仪馆里，只听得见他一人那野兽般的号啕大哭声，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不过，流血和死亡在歌舞伎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妖艳而美丽的歌舞伎町，也许恰恰是需要凡人的血，才得以滋长壮大的。1994年8月10日的夜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区役所大街后面一家名叫“快活林”的中国餐馆里，几个吃饭的北京黑帮头目遭到上海黑帮团伙的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这一事件被通称为“快活林事件”，它不仅仅让歌舞伎町的人们感到吃惊，并且震撼了全日本。
当时上海黑帮使用的武器是“青龙刀”，这更给这一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争相将整个事件渲染得耸人听闻。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当我在歌舞伎町街头等客人的时候，遇到些日本熟人，他们总是跟我开玩笑：“喂，李，今天上班来没带着青龙刀啊？哈哈哈……”
当时的我已经相当了解歌舞伎町的地下世界，事件发生的那家餐馆、械斗双方的多名成员我都知道，和其中的几个人还有过交谈。
“快活林事件”的犯人逃走，至今都没有归案。由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属于华人帮派之间的争斗，更是由于是在歌舞伎町最为繁华的晚间发生的，因此对于日本社会的冲击力相当巨大。很多歌舞伎町的日本老板、商会等对于中国人的反感也达到了一个高潮。东京的警视厅一方面迫于日本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中国人实在闹得太出格了，于是便展开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歌舞伎町大扫荡”，尤其是针对外国人犯罪现象给以重拳出击。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很多雇用了留学生和黑户口的中国人经营的斯那库都无法营业，我的生意自然也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快活林事件”发生后，中国人的犯罪事件急剧增加。
偷渡、假结婚、黑户口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一小撮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生。一伙人胆大妄为、恣意横行霸道，几乎无恶不作。犯罪的形式和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事情是国内同胞不能想象的。偷盗、卖淫、假钞票、伪造信用卡、走私枪支、赌博游戏店里的作假、地下赌场、摇头丸等毒品的走私和贩卖、地下银行等等，犯罪手法简直是五花八门。同时，强盗、强奸、绑票、杀人等恶性事件也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90年代的外国人犯罪成为日本的一大严重社会问题。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我与在日的中国人的接触非常多，所以常能掌握许多犯罪的“内部情报”。为了打听消息，很多刑警都跑来找我。我已经以歌舞伎町的中国通而闻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是与中国人有关，这些刑警们就一定会接二连三地跑来找我打听情况。记者们也开始上门来找我做各种采访，他们甚至将我拍进采访镜头，有时候还需要按他们的要求做一些“表演”性发言。比方说他们在拍某一偷渡蛇头题材的采访报道时，曾让我作为采访对象说了一些话，等到放送时，我发现我的脸被加了马赛克遮住了，而且居然被冠之以“蛇头”之一来报道，而我的话也被充做“蛇头”的内部机密来向观众公布。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在记者和新闻媒体中也开始“红”了起来。
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把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中国人的全部“机密”出卖给日本警方和记者的话，对于偷渡客和蛇头这些亡命徒来说，想要干掉我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如果我拒绝与警察合作的话，一旦我遇到了麻烦，诸如来自日本黑社会的，或者来自中国人黑帮的敲诈和挑衅，警察或许不再对我进行保护甚至懒得插手，那么我的处境就会十分险恶。这就决定了我必须采取一种“走钢丝”的方式才能够继续在歌舞伎町这片土地上生存。
在9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来自中国东北的一伙刑满释放人员与东京的黑帮合流，进入到歌舞伎町，经过一番打探，他们准备对一家珠宝店实施抢劫。
这伙人的第二号头目在没有“黑”下来之前跟我是朋友，而且有一次因为没有携带“外国人身份证”被警察扣下，是我跑去警察署向警察解释，并把他保出来了。虽然后来一直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多少算对他有个搭救之情。后来他的签证过期，成为黑户口之后我们就一直没见过面。
但是这次他带着手下来歌舞伎町“踩点”的时候，偶然在街头遇到了拉客的我，攀谈了一阵，他知道我在此地谋生，就怂恿我跟着他们去“发大财”，我当然婉言谢绝了。在他们准备动手的前一天下午，他特意给我来了个电话，让我这两天不要上班了，因为“可能会出点事”。当时我还没太在意，因为歌舞伎町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意外，我早已习以为常了。
可是没想到那天后半夜，一个叫松本的刑警在街头找到我，匆匆把我拉到“上高地”咖啡店，非常紧张地问我是否知道新从中国过来的一批“老手”要对某家珠宝店行劫的风声。我的脑子里一下就闪出我那个旧日的朋友，而且，与下午接到的电话相联系，我估计松本说的就是他们。
我一面摆弄着咖啡杯里的小调羹，一面考虑如何回答坐在对面的松本。如果我说完全不知道，等于是自欺欺人，我站在歌舞伎町大街上这么多年，对于这么明显的外来势力的光临居然会茫然无知？这肯定骗不过松本，否则他也不会来找我询问。而且，如果他知道了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话，今后我的日子也就不会好过了。我可不能冒这个险！但是，要是我告诉他，那伙人就在明天动手，私人友情且不说，那些劳改释放犯还会让我在这块土地上存活几天？啊！真是麻烦啊！
我端起咖啡，呷了一口，尽量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很快，我的思路便理清楚了：“松本先生，如您所说，从上周开始，确实有一些从未在歌舞伎町露过面的大陆人，连续几天在这边转悠，您知道我工作的性质，我便上去，想引导他们去看脱衣舞或者其他什么的，但是他们似乎不感兴趣，我也就没有继续纠缠——您知道，我一向做事是很规矩的。”说到这里，我有意停顿了一下，观察松本的反应。
他显然不满足我所讲的这些，还希望我继续说下去，期待地看着我，甚至忘了端在半空中的那个咖啡杯。
我想，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总不能连我保释那个朋友的陈年旧事都抖搂出来吧？而且，说实话，当时我并不能确认我的老朋友要做的事情就是松本想要知道的这一桩。于是我摊了摊手，说：“您是职业刑警，您认为，如果谁要作大案，会提前通知我这个街头的引路人吗？”
不过说良心话，我最最担心的还真是他们那一伙人，倘若他们真的行动，还被警方查出那个人是我的朋友，我就完了。因为日本警察署的档案里会有我去保释他的记录，再加上松本在案发之前亲自询问过我，我竟说一概不知。这实在是太冒险了！一旦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只能向警察说，在歌舞伎町没有见到过这个朋友，当然对他们的行动计划一无所知。我知道警察最终也会拿我没办法，因为我毕竟不是同谋，但是我却没法继续在歌舞伎町混下去了。
好在第二天那伙中国人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风声，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他们放弃了打劫珠宝店的计划。而且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在歌舞伎町中出现过，我提了很久的心才一点点放下来。
就在频繁地与犯罪分子和警察的交往中，我认识了一个警界的朋友。本来我是从心底厌恶那些表面冷漠、内心其实与黑社会一样贪婪的警察的。但是，这位朋友却不一样。我想，他应该算是一个特例。
我和名高第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10月，那时，“快活林事件”的阴影还笼罩着歌舞伎町。
深夜，我在工作的间隙抽空走进那家名叫“后乐面店”的地方，正哧溜哧溜吃着加肉拉面，一个面色黝黑、体格健壮的中年男人径直坐到了我的旁边。
“嗯……吃什么好呢？”他自言自语道，之后随意地看了眼我的面碗，突然搭话说：
“原来还有拉面。兄弟！这味道还不错吧？”
他的眼光很犀利，但并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眼光，眼睛深处有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温情，我也就没有了任何戒心，很自然地回答他：“这加肉面味道很好，和我母亲做得很像。”
“哎！这不是拉面？原来还有叫加肉面的名字。好！我也来一碗。”
面上来后，这个男人大口吃了起来，吃得很香。
我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那吃得酣畅的样子。
他抬头笑了，跟我说：“噢！真的很好吃！谢谢！”
我吃完面，离开面店，重新站到大街上。
那个男人跟着走出来，一直走到我的身边，一边对我表示谢意，一边掏出张名片递给我，脸上还现出一副不好意思也不太自然的表情说：“对不起！其实我是……”
原来他是警视厅国际搜查科的一名刑警！名片上清楚地印着他的姓名、工作地点、电话号码、联系方法等，这还是第一个不是因为公务而给我名片的警察。
“其实同事早就告诉过我李先生的情况了，我自己也经常来歌舞伎町，每次在大街上看见你，都被李先生的风度所吸引。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在这里，我不便公布他的真实姓名，因为我觉得他和我看过的某日本电视连续剧里的一个叫“名高达郎”的演员长得很像，所以在这里就姑且叫他“名高”吧。还有人说他长得像很受日本人欢迎的香港武打明星李小龙，有一次当我这样提起时，他还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那天名高并不是为“快活林事件”，而是为了调查别的事件来找我了解情况的。内容是有关某一重大盗窃团伙，我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多谢你告诉我这些宝贵的信息。以后可能还会麻烦到你。当然，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也一定请告诉我。我会尽量帮你的。”他的笑容很温和，像秋天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来的阳光。
从那以后，名高与我成了超出警民关系的朋友，他与那些寄生歌舞伎町的蛀虫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在心里将他们划成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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